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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追问的是,一是现代民主政体是如何逐渐接受令部落社会、军队、运动队瓦解的个人主义社会规范。部分答案可能源自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名言;二是这个概念是如何影响到我们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的。
看不见的手描绘了市场调节经济行为的神秘过程。斯密认为,无数追求其狭隘个人利益的个体无意间会使所有人的财富最大化。在许多情况下,斯密是对的。然而,看不见的手的隐喻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它将自我利益转变成了公共美德,使公民不必考虑整个社会,实际上也使每个人的责任萎缩了。上述思想或许是经济学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也是成问题的现代观念的根基,换句话说,为了享有社会福祉,个人只需对自己负责。
公民可以做不同的诠释。我们可以将一个好公民(无论是在在个人层面上还是群体层面上)定义为在塑造好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积极而有目的的作用。开国元勋并非仅仅关心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建章立制是为了实现新国家的愿景。为此,他们论证了公民的权力和责任。如今,他们树立的榜样可以在社会企业家领域的当代形式中找到,即以创建机构和解决问题作为一种更普遍的公民表达形式。
这些变革是通过旧体制无法满足我们现时代的需求而推动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更多的人需要参与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去。繁荣兴旺的经济要求许多人创办新企业,并以不同的方式服务于这些企业;一个自适应的社会需要群策群力。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看不见的手调节的不仅仅是利益追寻;它也根据变革者对新问题和新机遇的回应,对所寻求的解决办法进行协调。举例来说,急需的市场信号和“进入壁垒”的降低引发环保组织的全球激增,在美国国内则是教育和医疗领域的社会企业家精神的飙升。
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在《自我更新》(Self-Renewal)一书中出色地把握了健全公民的愿景:“社会不像在某个时点产生的一部机器,随后只要注意保养即可;它需要通过其成员持续地再创造,无论好坏。这将作为一种恼人的责任令某些人望而却步,但它也会召唤某些人追求卓越伟大。
常常有人假定,启动资金对社会企业家来说是主要障碍。尽管要为某个新点子获得初始投资或补助绝非那么容易,但大多数社会企业家启动容易、起飞却难。主要的约束是难以获得成长资本。
与工商企业家不同,他们一旦经受住考验,可以通过举债或股票发行从运作良好的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管理非营利组织的社会企业家往往从基金会、慈善家或政府那里获得资助,这些组织或机构通常投资规模有限、投资时间短(平均资助年限为1年)。一些产生回报的社会企业从影响力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它们追求财务和社会影响力双重目标)。但这种财务资助市场还处于萌芽期。只有少数几家基金会为社会组织提供大量成长资本,而政府尽管拥有足够的资源来为大规模扩展提供资助,却宁愿选择购买服务,而不是投资于创建机构。(摩诘译)
摘译自David Bornstein & Susan Davis(2010):Social Entrepreneurship: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