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慈善
社会投资开发研究院(IDIS)的马科思·基希尔在开场白中引用了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的一句话: “有些人只看到事情的表象,并质疑此事为什么会发生;而我则预想尚未发生的事情,并质疑它为什么仍未发生。”马科思说这是肯尼迪对萧伯纳名言的解读。世界各地的组织都亟需资金。本土的资金来自何处?社区基金会的资本来自何处?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莱斯特·萨拉蒙表示,我们眼前就有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赠予。意大利由银行转变而来的基金会是最明显的例子。基金会保留了其在银行的全部股份后,意大利储蓄银行的银行职能和慈善职能就此分离。如今的嘉利堡基金会(the Cariplo Foundation)比福特基金会规模更大,而这只是88家基金会中的一家。新西兰的储蓄银行已在上世纪80年代成功转型。私有化进程所获的1%的收益催生了捷克基金会投资基金,而这些钱作为本金被分别捐给了70家不同的基金会。1993年,蓝十字保险公司催生了加利福尼亚基金会。这些例子仅是冰山一角。
“籍私有化而公益化”的第一步是概念化。“概念是我们观察世界所用的‘透镜’。”萨拉蒙说。“没有‘籍私有化而公益化’的概念,我们也就无从发现其潜力。私有化指的是所有权从政府向私人转移,公益化指的是公共或准公共资产在独立的慈善机构的管理下转化为慈善基金。这种转变可能发生在国有企业或其他形式的资产上,如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或发生在流动资金的管理上,如比利时的全国福彩金流入国王鲍德温基金会;或是发生在债务互换上,即通过创建一家基金会来获得免除国家债务的回报。萨拉蒙坚称,自己对支持还是反对私有化不持任何立场,但当私有化一旦发生时,人们应当从全民资产的私有化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籍私有化而公益化”的计划在世界上21个国家中发现了539家“籍私有化而公益化”的基金会,这些基金会拥有的资产总额超过了1350亿美元,其中大多数基金会创立于20世纪90年代。这些基金会规模大都较小,但资产逾20亿的基金会达12%。公益化作为一种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在公众反对私有化议案时或面临法律障碍时)的有效手段,是因有用或不可或缺才发生的。
可用于私有化的资产仍旧非常可观,因此,如果公民社会等能够抓住机遇并推动“籍私有化而公益化”的进程,其潜力是巨大的。
译自2014 WINGS FORUM:The Power of Net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