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慈善
Michelle Wright
今年初,我有幸参加了《慈善影响力》的沙夫茨伯里晚宴,晚宴的主题是贫困、不平等及其对于慈善的影响。
有关不平等的这一讨论恰逢其时。根据乐施会公布的最新数据,80名超级富豪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世界一半人口所拥有的财富,与此同时,差不多十亿人口只能勉强养活自己的家人,这一事实是令人惊愕的。
不平等问题与日俱增;乐施会预测,1%最富有者的财富在下一年度将会超过其余99%的人。
然而,正是这些超级富有、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中的一些人同时居于世界新型慈善——有时被称为“慈善资本主义”——的前沿。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尔伯格等人以一种企业家的热情进入慈善,引领了一种新型的捐助方式。他们采取的方法是,我们可以通过采用以问题解决方案为关注焦点的方法,“治疗或解决”疟疾、埃博拉病毒等问题,这不仅可以拯救资本主义,也可以让新的思想和人才脱颖而出。
盖茨赢得的影响力当然是令人惊讶的,但当我们提醒自己上一辈富豪慈善家在回馈社会方面更加“慷慨”——如欧胜基金会(Wolfson Foundation)和费尔巴恩基金会(Esmée Fairbairn Foundation)在1950年代和60年代创立了特大型基金会——时,思考一下这些新型慈善是否实际上在摧毁慈善对于更广义的善的全面选择。
大家承认,慈善这个词解释为“爱人类”。捐助行为按其本义,常常被定义为善行,具有某种罗宾汉式的狭义精神,因为我们在再分配有钱人的财富,以改善那些贫困者的处境。然而,如果希望慈善处于新经济的中心,那么我们需要明确它服务于谁的利益。
慈善的新盖茨形式建立在如下的前提之上,即超级富豪——不只是前1%,而是前0.1%——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通过运用其资源和网络来撬动公共资金,并为公共政策设计和提供创造一个新的基础架构,以产生社会变革。这不仅有意识地免除了超级富豪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推进了社会规划。
然而,这个体系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谁是基于这种慷慨性之上的体系的拥护者和反对者?毫无疑问,精英掌握着决策权,因而就其本义而言是反民主的。当情况变糟时会出现什么状况?企业家并非总是对的,人道主义的发展问题是复杂的,远比设计最佳软件或社交媒体网站具有更多的争议。我们该如何使这些新型的慈善家负起责任?那些不受富人青睐的重要项目又会面临怎样的处境呢?
我们切勿忘记,无论我们对这些超级慈善家多么关注,超级富豪的捐赠仍然只占全部捐赠的一小部分。据最新的报告,美国个人年度捐赠约达2300万亿美元——大约是慈善榜前50名富人去年捐赠总量的三十倍。
同样,慈善榜前50名的榜单意味着,富有捐赠者花在与减贫直接相关事业上的美元比其他领域要少。接受来自50名最高捐赠者的最大资助额的类型分别为基金会、高等院校、医院和医疗中心。
事实看来,不富有的人与富人相比,倾向于更多地捐赠给关注贫困者的事业。据谷歌委托的2008斯坦福研究报告,年收入低于10万的家庭所捐赠的资金有36%“聚焦于贫困者的需求”,而年收入100万以上的家庭仅为22%。
当然,实际上,慈善本身所能做的也是有限的。慈善可以帮助试验新的想法,给予服务赤字以资助,但归根结底,政府的政策及所提供的服务方式始终比慈善事业本身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那么,那些真正希望通过慈善来解决不平等的人可以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呢?下面是一些思考:
1、 我们不应当忘记始终与大量民众支持共存的事业所具有的草根诉求潜能。超级慈善可以与大众支持和谐共存,汇合各种资源我们才能赢得更多。
2、 对于资助生态学应当有一种伦理学的认识,对于政策如何制定,组织如何治理等问题,慈善家不具备重大的影响力。
3、 对于超级富豪在聚焦不平等的劝募活动中的匿名捐赠应当采取某种行动,以避免扭曲公众对于慈善家的动机的认知,从而对项目和制度发展形成一种更平等和更可持续的设计取向。
4、 就像社会投资者和影响力投资者一样,我们的职业咨询师在突显慈善家在作为引领者的领域中的影响力的潜力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作为一个常常比其他更时髦的领域获得关注的关键需求领域,有真正的机会通过设计出可以展现切实影响力的活动来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5、 或许我们应当回归到1950年代和60年代更慷慨的资助者计划的黄金时代,但采取现代化的形式。这种基金会引领的慈善形式有助于见证慈善生态学的繁荣——尤其在贫困和不平等领域,从而使捐赠资金的使用更民主、更具有竞争性。
译自Philanthropy Impact Magazine: 8 – SPRING 2015 www.philanthropy-impac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