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慈善
在影响力时代,社会部门的领导者有机会在前辈工作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影响力。然而,为了确保影响力时代能在信息时代功亏一篑的地方获得成功,他们必须退后一步,对他们所汲取的经验做出评估,并以务实、持续和耐心的方式来应用这些经验。
第一,尽管目前信息是丰富的,捐赠者仍然无法接触到有用的影响力评估数据。非营利组织依然很少将严格的、基于事实的评估作为决策依据,他们甚至很少分享评估数据。于是,捐赠者只能听从于朋友推荐、自身直觉,或者虚假的效率测量指标。“慈善导航”无疑是最热门的非营利组织评估的线上来源,但其等级评定很大程度上是由费用比率驱动的。尽管费用值得关注,但影响力的可靠测量指标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捐赠者依然对劝募给予最多的情感响应。以深度影响力评估为基础的战略慈善,影响的只是一些讨论而非大多数决策。那些设立发展部或筹款部的非营利组织聚焦的是大额捐赠和主要捐赠人——博物馆、大学、高端表演艺术机构和医院等团体已吸引了大量捐赠。与此同时,大多数服务于社会中最贫困者的非营利组织还在为大额捐赠苦苦挣扎。认可而非影响力依然是发展领域的通货。
第三,基金会依然深陷“言行不一”的模式。它们要求透明却鲜有分享。它们主张基于影响力的决策的必要性,却未能带头分享其对非营利组织及潜在需求所做的大量评估。诚然,高效慈善研究中心、美国响应慈善委员会(通过其慈善增强倡议)和基金会中心(通过其玻璃口袋倡议)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收集和分享基金会数据。然而,总体上基金会几乎没有什么激励机制或限制手段来透露除理事会成员姓名、资产组合和受托人姓名及总额之外的任何东西。
第四,资助机构仍然有待解决维系运作支持的长期需求。资助机构常常寻求资助符合其兴趣领域的特定项目。作为对策,非营利组织递交貌似符合这些领域的项目书,却可能因此而偏离了自己的核心使命。如今许多年轻资助人偏爱政策倡导、创新和影响力投资,完全无视那些以服务提供为主的非营利组织,致使它们不得不苦苦争取对核心使命的资助。
第五,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的领导力实践依然是无效的。很少有什么理事会试图学习和应用最佳实践或坚持高标准。鉴于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仍基本局限于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尽管有效的理事会治理是任何非营利组织的必要条件,但这一必要条件仍然是稀有之物。
第六,绩效上的重大差异在非营利组织中依然存在,但社会资本市场(即各种渠道进入社会部门的资金流)还未给予高绩效以回报,或者让低绩效得不到资源。非营利组织常常在由市场失灵主宰的市场中进行竞争,结果,不断增加的规模和影响力反而导致经济状况的恶化,而不是改善,由此反而增加了慈善的需求,并减少了对运营收入的依赖。由于大多数非营利组织是通过捐赠获得有效补贴的,因此小型、低技能的非营利组织可以苟延残喘,从而使经济状况对能力较强的非营利组织缺乏吸引力。
第七, 社会部门的时机意识及成功概率已烟消云散。人们期待创投企业在5-7年或更长的时间内给予投资者以回报——根据经验,每10家新创企业中仅有1家有望给予投资者差不多全部的回报,而其余9家将会以失败或差强人意而告终。然而,在社会企业家领域,在一个组织能够发挥持续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定义影响力的涵义之前,数十年可能已过去了。而与此同时,引发社会变革或者提供重要的社会服务,往往需要花费数十年才能真正见效。
译自William F. Meehan III & Kim Starkey Jonker(2017)Engine of Impact: Essentials of Strategic Leadership in the Nonprofit Secto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