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慈善
聚焦盖茨及其基金会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没有别的公众人物在转变近几十年来的慈善话语上更具影响力。通过慈善誓言等活动——盖茨和巴菲特劝告亿万富豪同伴至少将50%的财富捐给慈善——针对经济末日论者(他们认为不断增长的财富差距是如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人数的急剧增长,提供了一剂强效的解毒剂。面对来自托马斯·皮凯蒂和詹姆斯·加尔布雷斯的批评,盖茨及其立誓伙伴抗议道,“我们在散财。”
盖茨在多个场合明确拒绝了皮凯蒂所呼吁的财富税,包括广泛报道的与皮凯蒂的对话,后者在2015年初伦敦的一次会议上详述了这件事。皮凯蒂告诉听众,盖茨对他说,“我喜欢你书中的一切,但我不希望缴更多的税。”皮凯蒂补充道:“我认为,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比政府更有效率,你知道,也许有时他是如此。”
他真的更有效吗?这是深度论述这一问题的第一本书。盖茨的慈善支出究竟多么有效?他花在美国中小学上的数十亿美元是否改善了教育结果?全球医疗资助是否指向了最大的健康杀手?盖茨基金会是否改善了廉价医药的获取途径,或者仍坚持专利权优先于人权?
在捐赠看来比以往更为必要的时刻,批评慈善不那么容易。而要批评像盖茨基金会那样广受称赞的组织则更不容易。其他的基金会显然更容易遭到批评,如沃尔顿家族信托基金,该信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遭受来自左派和右派批评的某种慈善代罪羔羊。
问题是,这是一种摩尼教式的接近慈善的方式,毫无保留地谴责那些捐赠最少者,称赞那些捐赠最多者。确实,盖茨和巴菲特都放弃了其大部分个人财富。与沃尔顿家族不同,他们还热情地谈论和投资于那些与其自身商业利益无关的事业。在许多方面,他们的慈善事业是沃尔顿家族的明显自利的慈善和游说活动的反面。
不过,盖茨个人利益与盖茨基金会的优先事项之间的区别存在着许多灰色地带。也许最清楚的例子是,全球专利保护这一棘手的领域。数十年来,美国和国际上的医疗卫生活动家一直指出,现有的专利法是全球范围获得廉价医药的重要障碍。比尔·盖茨不同意。他有关专利直言不讳的观点,结合对其偏爱的医疗政策的大量现金投入,也许单枪匹马挫败了开放医药市场的种种努力。权威医疗专家詹姆斯·洛夫简单明了地指出了问题:“[盖茨基金会]资助了大多数涉及这一主题的报刊杂志,自1990年代以来,他们一直强硬倡导有力的专利保护。这造成了比你想象的更多的问题,因为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影响了奥巴马政府,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全球基金,更不用提新闻报道,以及许多关注全球医疗问题的专业学者和非政府组织。
另一个担心是,盖茨基金会与可口可乐(该公司花了数百万美元,游说反对对含糖饮料增税)结成了慈善伙伴。我感兴趣的是,激发公众接受盖茨捐款的心态,这种接受部分地是通过免税的慈善营销活动培育的,其他无形的方式是借助残余的宗教情感,其强调了基督教慈善团体的重要性,即使在世俗论者眼中亦如此。正是这样一种心态,通过将最明智的批评弄得看上去有点心胸狭窄,限制了围绕慈善的公共辩论。
盖茨基金会重塑全球健康领域和教育部门的做法借鉴了卡内基和洛克菲勒早期活动。他们的努力在国内外帮助开辟了获得医疗服务、公共教育、文化艺术活动的途径。但他们的影响既引发了赞扬,也招致了怨恨。对许多人来说,甚至使用慈善这个词也是不适宜的,当想到二十世纪三大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如文化历史学家弗朗西丝卡·萨瓦亚指出的,“慈善传统上被定义为无私地表达‘爱人类’”。所以,为什么将这个词与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相联系,因为它们的财务历史记录和活动在左派或右派批评家看来并非是无私的善行?”
如今,不管盖茨基金会无可匹敌的全球影响如何,立法者大多数对大型捐赠的负面反响保持沉默。慈善部门的“改革欲望”比数十年前要弱。慈善资本主义让批评者沉默了。问题是怎么会如此,又会持续多久。(摩诘译)
摘译自Lindsey McGoey,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gift: the Gates Foundation and the price of philanthropy (London & New York: Verso,2015).
相关链接:【译文】没有免费的捐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