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典故
华之鸿(1871年-1934年)出生于盐业世家,曾开办酒厂、文通书局、造纸厂等,在贵州省富甲一方,人称“华百万”。虽然如此,由于自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他对金钱的态度十分超脱,他曾说:“须知银钱本天地间公务,特假之于人使用之耳。用的其当则为福,不当则为祸,尔等宜忘我记得,不应忘我积财也”。他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为地方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近代黔商的典型代表。
华之鸿对乡友、亲朋慷慨无私,经常施衣送米;对贫困者,他每次捐赠少则数十,多则上千甚至上万两银子;对无能力偿还的欠债者,他烧毁借据,使欠债者渡过难关。此外,华之鸿还举办义仓积谷,施舍贫弱,经营义渡等等。在荒灾时候,他又积极投身赈灾,慷慨解囊。1921年,贵州省农业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一时间饥民遍地。为了筹募捐款,时任贵州总商会会长的华之鸿联合各界团体,发起成立了“全黔义赈会”,发行总额10万元的“全黔助赈劵”,起到了良好的助赈效果。1924 年至1925年,贵阳受灾严重,饥民随处可见,华之鸿立即出资办粥厂,发米条,并规定凡是灾民都可排队领粥,凭条领米。这些赈灾措施在饥荒年代保存了大批灾民的生命。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统治被推翻,但省会贵阳却处于无政府状态。为了维护地方稳定,华之鸿与任志清、张复初、何季刚等人捐款数千金,创立保安团,对当时盘踞在贵阳周围的流氓土匪起到了威慑的作用,贵阳社会秩序得到了保障。黔币发行后,即遭贬值,一时民心惶惶,社会出现了危机。为了维持金融秩序的正常运行,华之鸿捐私财五万两交局兑现,并将自己文通书局和永裕隆盐号定为收兑所,不管市场上黔币价格如何低迷,一律按照票面价格进行兑换,贵阳的金融秩序得到了稳定发展。1913-1914 年间,华之鸿捐助在黔的各类战事军饷不下数十万两,被中央誉为“毁家纾难,弭患无形”,并特准以各省道伊、各部司长存记任用,调京觐见。
华之鸿还积极投身于当地的教育事业,当地学校,凡有需要,他无不多方补助。1902 年,他与唐慰慈、任志清,创设省公立中学,先后捐三万余两作为学堂基金及建筑费。创设省公立中学堂时,华之鸿还亲自担任监工,亲临工地督导施工。为了方便贵阳省城水运交通,1912年华之鸿请求贵州省总商会会长徐屏臣出资五万两银子疏浚河流,,并特别制成木船数十只进行试航。耗时四年的疏浚工程由于1916 年的护国军兴和地方上的各类突发事件,不得不搁浅。华之鸿为之付出心血的惠及全省的水利工程就此搁浅。华之鸿还具有非常超前的环保意识。贵阳的永丰造纸厂是贵州第一家造纸厂。为了缓解原料短缺,避免乱发乱砍的现象,华之鸿买下了贵州狮子山一带的土地,引进了各类外地造纸植物,并在狮子山一带开荒植树,亲手剪草除枝,灌溉栽培。十年之间,狮子山一带蔚然成林,时至今日那一带仍然郁郁葱葱。
无论是赈灾济贫,还是造福一方的惠民工程都体现了华之鸿一颗回馈社会的慈善之心。华之鸿死后,贵州社会各界代表142 人联名呈请贵州省政府予以褒扬。1935年7月,国民政府题颁华之鸿“殚心公益”匾额一方。华之鸿仅仅是近代贵州商人当中的一个缩影。在军阀压榨及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黔商们并没有乘机渔利,而是坚守一份社会责任,用一己之力帮助同胞,同舟共济,体现了物与民胞的仁爱精神!
参考文献:
罗禧:《近代黔商与社会慈善——以华之鸿为中心》,《“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与贵州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暨贵州省社会学学会2010年学术年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