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

　　10万余人主动上交5.2亿元红包

　　10万余人主动上交“红包”及购物卡、涉及金额5.2亿元，查处2550人，涉及金额2.5亿元。

　　日前，正进入收尾阶段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一张中央首次晒出的“红包”整治清单引发关注。

　　有专家称，这张清单意义深远，意味着年初中纪委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反腐新路径——将治理收送红包礼金作为重点，已经落实并取得初步成效。

　　梳理这份成绩单，从被通报的部门来看，金融、医疗、能源等监管部门，以及部分地方领导班子人员频频涉事，“实权”部门及“实权”岗位成为红包腐败的高发区。

　　从金额看，各地平均上交的“红包”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浙江省，7000余人上交“红包”3300万元，人均近5000元；天津市披露的数据表明，370人上交10万余元“红包”，人均不到300元。

　　被通报案例可归为几种类型：

　　——“保护费型”。比如，广东省鹤山市委一常委曾“带队”拿“红包”。2013年初，鹤山市委常委梁某带领鹤山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卢某等12名市直机关单位干部，接受某房地产开发商的宴请，并各收受该房地产开发商赠送的1万元红包。

　　——“蛀虫型”。上海市纪委通报，2010年7月至2013年12月间，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内，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以“会务费”等名义虚列支出，实际将公款用于购买购物卡和接待等，严重违反财经纪律。

　　——“借机敛财型”。天津市纪委通报，其下属郊县干部杨某借女儿结婚之机，收受同事、朋友礼金8.9万元。被纪检部门勒令一一退还。

　　近来，在反腐高压下，“红包”新伎俩层出不穷。“包括‘微信红包’在内，一些新的腐败载体隐蔽性更强，已经成为纪检部门打击的新焦点。”高波说。广东省纪委就发文进一步明确了收送“红包”违规情形：一是用公款赠送“红包”；二是收受管理或服务对象的“红包”；三是授意或委托特定关系人收送；四是多次收送“红包”。对于这四种情形，一律将对当事人先免职再作处理。

　　整治活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暴露出了各地情况的差异和一些不足。记者在目前公开的30余个省区市教育实践活动成绩单中看到，仅有5个地方晒出了上交“红包”的金额，其余地方只是晒出了上交人数，违规细节鲜有提及。

　　官赌

　　整治查处参赌涉赌党员干部7162人

　　“整治查处党员干部参赌涉赌案件6122起，涉及7162人。”这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中央晒出的一份清单。

　　专家称，官员赌博过去只有零星的公开，此次“官场赌风”首次大规模暴露在公众面前，意味着这一曾被忽略甚至有些“隐秘”的问题，成为反腐突出的焦点。

　　梳理各地晒出的整改成绩单，分区域来看，党员干部参赌涉赌的问题在30多个省区市均有出现，其中浙江涉案人数最多，查处党员干部参赌涉赌案件1575件，党纪政纪处分1544人；其次为广东，查处党员干部参赌涉赌案件1114起，处理1127人。

　　在已公布的案例当中，涉赌金额巨大、后果严重是重要特征之一。

　　从已查处的案例来看，“官赌”类型多样，且隐蔽性越来越高。

　　——“小赌怡情型”。打麻将在贵州等西南地区较流行。一些公职人员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将打麻将、赌博视为“小赌怡情”，有些甚至在工作时间打麻将，违反了相关作风建设的规定。

　　——“利益输送型”。官场赌博不同于一般民间赌博，一些好赌官员在牌桌上隐藏着自身的利益诉求，披着“玩牌”的外衣形成权钱交易的“暗道”。

　　——“因赌致贪型”。党员领导干部参加赌博，往往与贪污、贿赂和挪用公款等腐败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党员领导干部参加赌博有四个特点：一是赌博与贪污、贿赂和挪用公款等腐败问题联系在一起；二是往往涉及赌资巨大，有的在国（境）外赌场参与赌博，造成国有资金和社会财富大量流失；三是参赌主体向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延伸，涉案干部级别从低向高蔓延；四是败坏党风政风，带坏社会风气，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2000年以后，查处的官员赌博案件数量和比例均逐年上升。以杭州市为例，2000年，杭州查出党员领导干部参赌案件占全年查案总量22％，2001年占27％，2003年则占到36％。与此同时，跨境赌博、巨赌官员开始出现，动辄贪污挪用数亿元公款的官员参赌案件开始出现。

　　2004年，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严肃查处党员和干部参与赌博的通知》明确规定：“对参与赌博活动的党员，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要从重或者加重处分。”“凡是参与赌博的领导干部，要一律予以免职。”

　　走读

　　查处6484名“走读干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入收官之际，共有6484名“走读干部”在专项整治中被查处。

　　这是中央首次大规模集中处理这一长期遭诟病的干部作风问题。

　　有专家称，这意味着反“四风”不仅剑指吃喝奢靡等“明疾”，还深入到党员干部工作态度、考核考勤等“庸懒散奢贪”的“暗症”。

　　有被查处的干部说，原来觉得只是“偷个懒”的小事，现在却成了作风不正的大问题。经过深刻检讨认识到，中央对领导干部是否勤政的督查是动真格的了。

　　“基层干部应该在乡镇工作，两脚应该踩在泥土上，这样才能更真正服务于民。”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走读干部”心不在岗，脱离群众，作风漂浮，只是把工作地当成一间办公室，不要说对基层发展有什么贡献，还会滋生一系列“四风”问题。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走读”看似小事，其核心则是能否保持党群的血肉联系，保证党的执政基础。“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现，任由干部“走读之风”泛滥，会产生诸多问题。

　　——履职敷衍与百姓隔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徐行说，一些乡镇干部只有在领导点名时见见面、点名后不露面，层层搞“遥控指挥”，既不能及时履行职责，对群众诉求和基层实际也难以把握，无形中与老百姓竖起一堵墙。

　　——占用公共资源滋生腐败。干部“走读”造成许多潜在的腐败现象。一些干部频繁往返用公车接送，增加财政负担，滋生“车轮上的腐败”，助长了特权思想。一位县城干部说，县里数十位“走读干部”，仅每年花在车辆汽油和保养方面的费用就有近20万元。

　　——突发情况易造成重大损失。海南省一位干部说，“走读”的干部，在“德能勤绩廉”考察中，“勤”这一项一般都存在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当本地出现群体性事件、灾难险情、重大事故等突发性事件时，“走读”给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理留下隐患。媒体就曾报道，一次洪水猛袭某镇，当县委书记赶到现场时，该镇党政一把手还迟迟未从县城家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