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里有一则消息看了后着实胸闷，据央视网报道，江苏溧阳83岁老人陈某瘫痪在床，家人雇佣保姆虞某照料其生活。5月2日晚，犯罪嫌疑人虞某用衣被蒙住老人头部、爬到床上坐在老人胸口和头部致使老人死亡。老人的家人通过摄像头发现了这一过程，报案后，虞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央视网的报道又说，近年来，类似悲剧时有发生，广东“毒保姆”案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罪犯何某也因此被判处死刑。据何某供述，她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利用保姆身份杀害了多位老人。

　　央视网报道指出，类似何某、虞某这样的“毒保姆”是极少数，不能因个别人而否定整个行业及其从业人员。诚哉斯言，应该看到大多数保姆还是很好的，有一位老报人就曾以赞赏的口吻说起她所聘用的保姆，这位老报人在住院手术时认识了一位护工，老报人出院回家后一时起居困难，便邀请这位护工来家做保姆。两人很投缘，还以母女相称，后来分别时竟都依依不舍。

　　尽管如此，保姆问题还是一个让人难以舒畅的话题。随着老年社会的快速到来，保姆已在当前成为一个短缺行当。社会需求量大，而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却又参差不齐，更有一些大姑带小姨，前村带后屯这样接引而来的，有些人经过家政公司的带教，而有些人就是直接被东家雇佣，反正也没有特殊要求，卷起袖子就可以干起来。几番辗转，这些人都已是职场老手。问题在于，由于没有操作规则和从业要求，虽然在劳力和人手上满足了需求，而在诸多方面还是略有不足，毕竟是雇主和雇佣关系，矛盾总是少不了的。现在保姆多了，相互交流的也多了，但有些交流谈的不是如何做好工作，而是如何取巧、糊弄、诓骗以获取更多利益。比如，市政府为照顾老年人推出了家庭护理服务项目，深受老年人欢迎，却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有的护理服务人员就直接打电话给她要上门服务的老人说：“今天我不来了，今天应该你出的那个钱我不要了，但是应该由社区出的那个钱我还是要的，所以你要对社区说我来过了。”不按规定上门服务已经不对了，还要弄虚作假骗取护理服务费，而且说得如此光明正大、理所当然。看来，在金钱诱惑和道德沦丧面前，伦理的大网已经网不住无耻的宵小。

　　对于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这些情况，人们还是希望能够尽快地有效地予以解决的。就事论事来说，首当其冲的是提供保姆服务的家政公司。家政公司的管理水平是问题的关键，而要提高家政公司的管理水平，就必须对家政公司管起来，不能再是散兵游勇，不能再是放任自流，要对家政公司的管理拿出一套可操作有成效的实施办法，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于专门服务老年人的保姆的培训、管理，以及服务要求和应该承担的责任。家政公司要对自己所派出的保姆负法律责任，这要包括对保姆的保护和对服务对象的保护。要认真落实家政公司创品牌活动，从现在的保姆市场来看，不少家庭是不从家政公司聘用保姆的，如果家政公司所提供的保姆服务是优质的，是星级的，是能够让东家放心和满意的，同时在性价比上又是物有所值甚至是物超所值的，那么，人们聘用保姆的首选就将是家政公司而不是“场外游击队”，保姆市场走向规范统一也将指日可待。

　　这里插上一句不是题外的题外话。有人建议家里有老人需要聘用保姆的，要在家里安装摄像头，以防不测。对东家来说，这不失为关心和保护自家老人的一个有效措施，但是，对保姆来说，这却是一种不信任，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安装摄像头，多数是保姆不知情的，即使让保姆知情，试想一下，整天在这种监视下工作，作为监督对象的保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家庭保姆是在只有保姆和老人两个人相处的情况下工作的，针对这种情况，安装摄像头，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如何解决这一尴尬局面？看来只要把安装摄像头的主体改换一下，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个摄像头应该由家政公司来安装，家政公司要在服务合同条款上载明，这是对公司所派出的保姆进行工作上的监督和取证，这在法理上是可行的。别的不说，银行不就在营业大厅安装了众多摄像头吗？这样做，对东家、保姆都是公开的，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压力和不适。进一步说，如果这一措施成为家政公司的服务标配，那就一定会吸引更多有雇佣保姆需求的雇主纷至沓来。

　　不管怎么说，老年人的护理和高质量的保姆需求已经是绕不开甩不掉的话题，就此一点，回过头来再看看《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就发觉在这方面似乎说得不够，这多半是因为当年在制定这一法规的时候，中国的老年化问题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根据当前新情况以及以后的发展态势，加强对于老年人特别是失能老人的权益保护已迫在眉睫，与此同时，相应的专门服务于老年人的保姆问题也变得日益重要。如果这些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能够在《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中得到体现，那将是老年人的又一福音。正当全国两会在京召开时节，想到这一问题，不免翘首念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