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4日9:00 来源:上海慈善网
迷思5：千禧一代是不参与的
全国性研究，如综合社会调查（GSS）和美国劳工部统计调查，记录了青年慈善捐赠、志愿参与、投票、社会形式的宗教参与，以及其他政治和公民活动形式的下降。例如，共同执笔人帕特里夏·斯奈尔·赫尔佐格表示，二、三十岁的人中不捐者的比例显著高于四十岁以上的人（参见下图“按年龄划分的不捐者百分比”）
然而，如斯奈尔·赫尔佐格指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按年龄划分的细分趋势也存在着错综复杂性。对年龄的历时考察体现了两个主要社会特征的缠绕：世代和人生阶段。同代人包括千禧一代和婴儿潮一代，具有其与重要社会事件相关联的出生年份特征。例如，婴儿潮一代成长于越战时期，而千禧一代成长于9/11之后。
然而，许多研究关注的不只是同代人。当比较同一时点的同龄人时，人生阶段同时嵌入在年龄类别中。这包括这些人是否处于成年晚期、成年早期或始成年期。
当学者研究参与率在时间上的变化时，一些研究显示，存在着一种“追赶效应”，藉此年轻一代达到，甚至超越年长一代的参与率，一旦年轻一代处于人生的晚期阶段。例如，社会科学学者康斯坦斯· 弗拉纳根和彼得·莱文发现，每个年轻一代都有一个较低的初始投票率，而且这个投票率自人们第一次有资格投票起，相等于第八次投票（即在较晚人生阶段）的70%左右。换句话说，参与差距随着时间的变化而缩小。
许多“青年参与标准抽样调查”聚焦于面向组织的捐赠，但聚焦组织与今天许多青年没什么关系。千禧一代代表着通过新认同的始成年期人生阶段转向成熟的第一代。这些成年人，以及接踵而至更年轻的一代很少为对特定组织的持续忠诚所激励，而是更多地涉及对事业和议题情景式的参与。年轻人的这一趋势不仅仅限于美国。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的安妮·肯纳（Anne Quéniart）发现，对所研究的所有年轻人来说，事业是比特定团体或组织更重要的动机。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研究员理查德·塞特斯滕（Richard Settersten）与传播和政策专家芭芭拉·雷发现，年轻人拥抱基于新媒体的行动主义新模式，因为新媒体使快速和弥散的参与成为可能。牢记这些行为倾向，有意吸引年轻人的慈善组织也许会重新思考其数字化存在方式。也许是时候给图像和文本“翻新门面”——提供一种参与某项事业的即时感，以吸引访问者更深入地进入其主页和使命之中。
迷思6：小额捐赠无关紧要
在一个慈善专家认为资助者有能力在更长的时段内通过给予少数事业大额捐赠以影响大规模变化的时代，很容易断言小额捐赠无关紧要。但在紧迫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的情况下，大规模变化指的是对整个城市和国家的直接需求作出迅速回应，小额捐赠的涓涓细流成为挽救生命、阻止灾难、重建社区活动的生命线。小额捐赠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增值效应在于，它们可以是捐助者了解一个组织的方式，它可以激发未来更大额的捐赠。小额捐赠培育了关系，而且它可以是重复的，如通过月捐产生系统性支持的效应。
2017年哈维飓风袭击美国德克萨斯墨西哥湾后，一百多万捐赠者捐出了不到100美元的小额捐款于美国红十字会，总共捐赠了3500万美元给那些需要即时避难所、食品和救灾物品，以及基本医疗服务和心理健康服务的灾民。这些捐赠也使红十字会可以提供经济援助给受灾家庭，并为努力让其生活恢复正常的长期重建工作奠定基础。
在2015年尼泊尔地震三周期间，人道主义救助和发展机构“美国宣明会”（World Vision US）从42000个个体捐赠者募集了720万美元（平均捐赠额为171元）。这些捐赠资金用于重建住宅、学校、医院和市政基础设施，其间它们还被用于临时避难所、学校教育和医疗设施。非营利组织发现，捐赠者常常以小额捐助公益事业，随后逐渐增加。
迷思7：留本基金只是为了解决现金问题
2017年最新通过的美国联盟预算法案，要求每个全日制学生资产大于50万的美国高等院校缴纳1.4%的年捐赠回报特许权税。而仅有35家高等院校低于法案的准则指南，因此该立法通过对税收减免提出新的限制开了对非营利组织征税之门。
这一提案引发了社会部门的广泛抗议，其引证了职能留本基金可以在支持长期固定费用，如研究、设备、人力资源、信息科技和金融系统、薪酬、奖学金、津贴和补贴方面发挥作用，给予那些需要帮助者获得社会服务项目的渠道。有待解决的问题是，留本基金是否用来冻结可用来产生更好效应或功能的现金，从而可以让非营利组织为长远规划，推进其使命。有人认为，答案在于定义多少属于太多。实际上，特定的非营利组织是非常大的——哈佛大学的留本基金估计超过390亿美元，而美国最大的50家基金会持有的资产超过了8900亿美元——它们提出了如下的问题，项目费用能否跟上留本基金的增长。有些批评者指向了仅限于神秘的、歧视性使用的留本基金，如米尔顿·好时巧克力棒继承人米尔顿·好时学校的信托条款，其申明在1970年该规定被废除前，该学校旨在接纳“贫困、健康、白人、男性孤儿”。
但许多留本基金为资金运作提供了长期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事实上，当福特基金会聘用布里吉斯潘集团来评估其资助活动后，它发现超过一半的福特受助机构遭受或频繁或长期的预算赤字之困，其中40%的受助机构的银行现金储备少于3个月。这迫使它们依赖于福特每年的项目资助，这抑制了对维持高质量员工和项目的基本建设的投入。为了纠正这个问题，福特启动了财务稳定性计划：机构和网络建设（BUILD），投入10亿美元资助多达300家社会公平组织的长期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礼来基金认识到，有必要通过设立留本基金提供大笔资助资金，以提升非营利组织的长期财务强度和弹性。例如，2017年印第安纳波利斯当地的一家饥饿救助机构“第二份食物”（Second Helpings）接受了礼来基金750万美元的资助资金——这是礼来基金自2015年以来给予49家机构3280万美元资助款之一。“第二份食物”利用其中680万美元设立了定向留本基金，而将其余的资金投资于基本建设，包括舰队、技术和设备更新。“第二份食物”CEO詹妮弗·维格兰是这样评价礼来基金的资助资金的，“这笔资助资金是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的……确保我们可以继续成为我们社区的活水源头。”
留本基金所产生的可靠的收入可以帮助任何非营利组织，不管是政策改变，不断变更的资助周期，还是资助缺乏性感却又基本的能力，如财力人力。（未完待续）
摩诘译，译自《斯坦福创新评论》2019秋季刊（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 Fall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