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难了”的喟叹、“打工人”的自嘲，“过劳死”的恐慌，几乎贯穿了过去一年的社会讨论，无论是出入体面写字楼的白领还是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快递小哥，不少都调侃自己为“穷忙族”和“屌丝”。工作忙碌、拼命加班但仍生活艰难，容易陷入相对贫困状态，“工作贫困”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现实。

　　“工作贫困”这一概念最初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种“即使拼命工作却依然贫困”的反常现象。由于工作贫困打破了就业与贫困的二元对立关系，被视为一种新型相对贫困。要指出的是，工作贫困是一个相对贫困的概念，要与绝对贫困做区别理解。

　　它的独特性在于，是否就业已不是摆脱贫困的充分必要条件，努力工作的人也可能成为贫困群体。而且，工作贫困无法简单归因于个人懒惰，也可能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这意味着陷入工作贫困的人群，需要承受更多来自工作与生活的多重压力。目前，关于“工作贫困”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欧盟国家规定，在统计当年处于受雇状态至少7个月，家庭收入低于社会中位收入的60%，则视为工作贫困。

　　“工作”与“贫困”组合已具冲突性，一些研究显示，工作贫困正呈现年轻化和高学历化的趋势，大学毕业生正逐渐成为“隐形”工作贫困人群。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大学毕业生等高等学历人群接受不错的教育，也更容易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在此基础上通过努力工作摆脱贫困、实现向上的阶层流动是典型的人生剧本。那么，大学毕业生为何有可能面对工作贫困的风险？

　　总体来说，受教育教育程度低、“非名校”的大学毕业生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较高。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上大学，然而在就业市场中，低学历、非名校毕业生难以获得高薪工作，无奈之下多从事低收入或临时性工作，社会保障相对薄弱，骤增的生活压力下，极易使他们处于工作贫困的风险之中。

　　此外，还存在地区相对贫困的再分化。与东部地区的大学生相比，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大学毕业生发生工作贫困的风险较高。原因在于，一是工资水平的地区差异，二是人才分布的差异。目前，我国人才分布呈现出“向东向上”的特点，即人才倾向于留在东部地区和发达地区。我国的人才结构分布不均衡导致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风险存在地区差异。

　　《女性贫困》一书中提到，“年轻女性”一直被认为是与“贫困”最不沾边的存在，然而现实中，该群体或会遭遇“看不见的贫困”。有研究发现，女性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的可能性显著高于男性。职场上的性别歧视是影响因素之一，另外婚恋、生育让部分女性面临“职业中断”“母职惩罚”，也都会放大她们的工作贫困风险。笔者还观察到，该种相对贫困还存在代际传递。

　　尽管中国尚未出现大规模工作贫困群体，但作为一种新型的相对贫困，该风险不容忽视。尤其是在后疫情时期，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必将会对大学毕业生的切身利益产生多方面的冲击和影响。或许他们的工作贫困状况是暂时的，但尤其需要防范其从从过渡性转为长久性。若任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蔓延，将会造成社会阶层固化、社会原子化等多种危机。

　　未雨绸缪化解工作贫困的高学历化风险。一方面，解决工作贫困问题时纳入性别视角，关注女性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的问题，重思市场结构、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为女性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需要我们重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为高职院校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技能型人才发挥其专业优势，降低工作贫困的风险。

　　此外，仍需关注工作贫困的地区差异及代际传递等问题，发挥教育在扶贫战略中的重要作用，考虑将工作贫困问题纳入到总体扶贫战略之中。工作贫困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社会转型的独特视角，重视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的问题，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关注的就业稳定性，积极应对工作贫困的高学历化现象，在当下尤其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