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血缘宗法社会的特点，家族、宗族内的慈善是民间慈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族慈善的思想基础主要是基本贯穿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等核心思想、慈善理念指导和支撑了宗族慈善。即使是在慈善事业大兴勃发的今天，这些理念和宗族慈善方式仍然有着发挥的空间。

　　宗族指同宗同族之人，是以父系血缘为基础形成的有组织、有共同意志的社会群体。宗族成员以血缘为纽带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共同体，宗族成员间的救济、养老、助葬等慈善活动对敦亲睦族、维护基层社会生活稳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经历长期的实践和总结，宗族慈善的实施是有章可循的。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按月次记载了当时家族事务详尽的常规安排，救济赈赡的相关内容顺理成章列于其中，时间、对象、事务、原则均有掌控。三月，“是月也，冬谷或尽，椹麦未熟，乃顺阳布德，振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每年于春耕之前、青黄不接之时按照“自亲者始”的原则，以九族为范围救济穷乏。九月，“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十月，“五谷既登，家储蓄积，乃顺时令，勅丧纪，同宗有贫窭久丧不堪葬者，则纠合众人，共兴举之，以亲疏贫富为差，正心平敛，无相逾越”。每年的九月、十月，宗族内要集中对孤寡老病进行救济，帮扶无力丧葬的贫户完成理丧事宜。救济对象仍然遵循以远近贫富相区分，先近亲后远亲的原则，目的在于内部原则统一，避免不必要的纷争。历代宗族慈善在史书中都颇有记载，虽内容效果不尽相同，但所遵循的儒家慈善理念是大体一致的。

　　两汉时期，儒家学说逐渐成为社会主导思想，上层将仁义安民作为重要责任，宗族作为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重要纽带，在慈善救助中体现的也是这样的思想。不论灾荒之年还是日常社会生活，两汉宗族救助已经成为民间慈善的主体，承担着救灾济贫、收埋枯骨、收养孤寡等责任。西汉著名羊倌儿卜式，少年时“以田畜为事。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与弟。式入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买田宅。而弟尽破其产。式辄复分与弟者数矣”。正因有这种重亲轻财的品质，卜式后来才能仗义疏财，献产助边，报效国家，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东汉章帝建初年间，南阳大饥，米价暴涨，“情同朱张”典故的主角、一诺千金的朱晖散财同宗以救饥馑，“（朱）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羸者，乡族皆归焉”。东汉汝南平舆人廖扶，据说擅长推演占卜之术，“逆知岁荒，乃聚谷数千斛，悉用给宗族姻亲，又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南阳人任隗，“所得奉秩,常以赈恤宗族,收养孤寡”。这些宗族救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少损失、敦睦亲族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尽管此时佛道慈善的作用不容小觑，但儒家的忠孝等基本伦理在国家治理、宗族团结中更为必要和深入人心，因而宗族慈善理念仍然以儒家为主，常有宗族乡党聚众结坞以求自守自保的状况, 发挥了很重要的基层维稳作用。见于记载的同宗慈善救济也很多。曹魏大臣温恢15 岁那年，送父亲遗体回归乡里，当时的家中颇有余财。“恢曰：世方乱安以富为？一朝尽散，振施宗族”，将家财尽数周济给了族中需要帮助的人，“州里高之，比之郇越”。东晋祖逖，“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周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刘宋严世期，家境殷实，乐善好施，除了救济宗族乡里还养老助葬。“同县俞阳妻庄年九十，庄女兰七十，并各老病，单孤无所依，世期衣饴之二十年，死并殡葬。宗亲严弘、乡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并饿死，露骸不收，世期买棺器殡埋，存育孩幼。”萧梁时，徐勉身居尚书仆射，为清要之职，“虽居显职，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赡亲族之贫乏者”。北魏时，张烈功勋卓著，孝文帝任命其为陵江将军、顺阳太守，后因母亲年老辞官归家奉养，10 多年间，“频遇凶俭，烈为粥以食饥人，蒙济者甚众，乡党以此称之”。尽管此时的宗族救济所惠有限，但得到扶助者勉强可以苟安于乱世，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唐代重视亲族相恤，史书中不乏宗族赈济的记载。唐初名相王珪“少孤且贫，人或馈遗，初无让。及贵，厚报之，虽已亡，必酬赡其家”，因少时受他人恩惠，力所能及后多以仁善待人，对宗族之人也多有照顾，“宗族匮乏，周恤之，薄于自奉”。唐高宗永淳初年，关中大旱，民间饥馑，时任乾封尉的裴守真把所有俸禄拿出来供养亲族，自己过着艰苦的生活，“尽以禄俸供姊及诸甥，身及妻子粗粝不充，初无倦色”。

　　宋代重视风俗教化，在帝王诏令中强调贯彻儒家仁政思想，官僚士大夫重整宗族制度，宗族慈善蓬勃发展，作用更加突出。最著名的是范仲淹创设的范氏义庄。范仲淹乐善好施，于宋仁宗年间，“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他在平江府购置良田10 余顷，设立义庄，将每年“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义庄以同姓宗族成员为施惠对象，内容包括口粮、衣料、嫁娶、丧葬、借居、借贷等几乎所有生活问题，此外还设有义学资助本族贫寒子弟学习，对学业优异而取得功名者多有奖励。范仲淹亲自订立义庄规矩13 条以制度永续义庄的经营，并规定从宗族中选择一名子弟负责。其子孙后代又数次续订修订规矩，范氏族人也不断继续捐助，使得范氏义庄虽几经沉浮，但都得以挽回，到清朝宣统年间，仍有田产5 300亩，创造了一个慈善奇迹。范氏义庄被很多官员士绅争相效仿，从宋代开始，义庄、义田、义学层出不穷，制度化救济蔚然成风。义庄义学等组织的兴起反映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情怀和慈善理念，他是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代表，知行合一践行着他的人生追求。

　　明清时期，民间慈善事业空前繁荣，宗族慈善也进一步加强。宗族义庄迅猛发展，名门望族大多有自己宗族的义庄。义庄的族田数量越来越多，救济范围越来越广，规矩制度越来越严密，组织管理越来越完善，每个义庄都有自己的成文规约，较大力度地保障了族人的生存发展，培养出了很多足以为宗族表率的优秀子弟。国学大师钱穆幼年家境贫苦，就是靠着义庄的救济入学读书的。此时宗族慈善的局限性仍然在于以血缘亲疏区分救济层次，将救济范围限制在宗族之内，好在其他民间慈善对此不足有所弥补。

　　历代宗族慈善活动像流水一样沟通宗族内部成员，富户出资救济贫户，实现社会财产的再分配，带来心理的平衡和生活的稳定，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了宗族的进一步发展。（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许秀文、高雅楠《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宗族慈善及现代思考》，《石家庄学院学报》2018年3月第20 卷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