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典故]民国时期的浙江华侨捐赠群体

2019年9月9日14:38 来源:上海慈善网

  民国时期,旅居世界各地的浙江华侨虽从事职业不同、生活水平不等,但无论自身经济状况如何,都尽其所能地为祖国和家乡做贡献,积极参与国内捐赠事业。 华侨精英、侨团华社和普通侨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构成民国浙江华侨捐赠主体。

  1. 华侨精英:捐赠巨擘

  “侨领作为精英人物是时代呼唤的结果,亦是时代造就的结果。”民国时期出国的浙江人虽大多出身贫苦,但也有些创业成功者。 旅居日本的吴锦堂、张静江、林三渔,旅居南洋的胡嘉烈、郑铭岩、李基中、陈岳书,旅居欧洲的王志南、任岩松等即为侨界精英。 这一群体不仅具有海外华侨普遍存有的爱国爱乡情怀,而且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以及在华侨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领头行善,继而成为民国时期浙江华侨返乡捐赠的楷模。

  民国浙江侨领国内捐赠不但数额较大,而且具有连续性、长期性特点。如旅日侨商吴锦堂一生从事慈善公益事业,“10次救济长江水灾难民,又为东三省、直隶、云南、潍徐、广东、浙江慈溪等地灾荒赈济”,仅1912 年就分别向上海军政府、宁波军政府、中国红十字会以及宁波三北沿海啸灾区捐赠白银2.66 万两,银元4.4万余元;1910—1914 年,他先后捐资28万银元在家乡创建锦堂学校。 旅巴西侨领周继文1937年捐资5万银元扩建家乡师范学校校舍,旅新加坡侨领李基中1938年募捐约9万银元购置家乡小学校产。 旅新加坡侨商胡嘉烈则不仅在1943—1949年间每年资助家乡建设两所小学,更是在祖籍地设立专门慈善机构——片云堂周济邻里。为了确保该善堂的运行,他一方面从新加坡寄来外汇确保善款,另一方面将其国内企业——上海立兴申庄作为赈济经费来源。片云堂的扶贫济困范围虽局限在宁波一带,但其开展社会救济持续20年之久(1941—1962年),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乡民的日常生活生产和地方社会稳定,有效地弥补了当时政府社会保障的不足。“至今,胡家坟、花园村两地40岁以上的人提起此事,都赞不绝口,称他是故乡的‘及时雨’”。

  2. 侨团华社:组织得力

  身居海外的华侨为了联络乡谊、团结互助,往往会组建血缘性、地缘性或业缘性侨团华社。近代中国国际地位低下,更促使在异域艰苦创业的华侨结成各类团体,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日本中华会馆(1907年创立)、留日宁波同乡会(1922年创立)、中华旅日宁绍同乡会(1922年创立)、浙江温州旅日同乡会(1923年创立)、新加坡温州同乡会(1923年创立)、新加坡宁波同乡会(1934年创立)、荷兰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1937年成立)、旅意华侨工商联合会(1946年创立)、荷兰瓯海同乡会(1947年创立)等。这些以浙江华侨为主的侨团不仅为华侨社会的利益服务,贡献当地社会,而且积极参与祖(籍)国发展,开展国内慈善公益事务。

  一些浙江籍侨团,如成立于1929年的美东三江公所明确“以慈善事业为主开展各项活动”,在号召、动员海外华侨参与国内捐赠过程中更是不遗余力。当获悉国家遭难时,从负责人到每个成员都会迅速行动起来,借助侨团的社会影响力和个人的社会资源,宣传鼓动、筹募资金,联系国内、汇赠财物。在抗战期间,浙江籍侨团还专设募捐委员会或救国会进行筹赈活动,如“南美洲抗日救国会”及“华侨募捐委员会”。该两会会长周继文不但倾己所囊,先后带头捐款捐物、购买救国公债券,而且四处奔走宣传抗日,发动侨胞捐资救国。

  3. 普通侨民:善小而为

  民国浙江华侨除浙北宁波籍华侨属于较为富裕的侨商,占比居多的浙南青田、瑞安、永嘉籍华侨基本为谋生型侨民。他们没有充裕钱财或较高社会地位,但始终心系祖国和家乡变化,在为国为乡的捐助义举中同样不落后。 尽管侨界普罗大众捐赠数额不大,捐赠的影响力亦不如侨领,但在地方史志、侨刊乡讯和海外华媒中,他们的点滴爱心仍有资可查。

  据《青田县志》记载,1941 年“山口乡石雕外销中断,乡民经济窘困,粮食奇缺,被迫自缢、投水者不少。山口乡旅美华侨及旅沪同乡,应乡里士绅电请,集资10500元,购番薯干、大麦、大米,急施救济。” 荷兰华侨手抄办刊的《抗战要讯》每期都刊登为祖国抗战捐款捐衣者名录,其中有不少来自浙南地区在欧洲各地提篮挈卖的小商小贩和从事“三把刀”行业的底层华侨。(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徐华炳《精英化与密集型:民国浙江华侨国内捐赠实态》,《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3月第38 卷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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