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慈善组织有官办、官督民办、民办，举办主体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个人。

　　宋代慈善组织众多，有收养乞丐、残疾者和孤寡老人的福田院，有施医给药的安济坊和惠民药局，有负责安葬的漏泽园，有专业收养遗婴弃儿的举子仓、慈幼局和婴儿局，有负责灾荒救济的广惠仓、常平仓和义仓，还有承担家族内互助的义庄。宋代慈善机构的发展，规模之大，设施之全，内容之广，在中国封建社会是比较突出的。宋代的慈善机构发展的重心开始下移，逐渐由城市进入乡村。如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设立社仓，范仲淹设义庄。乡村慈善机构的发展也是宋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其发展也从侧面说明了宋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状况。

　　宋代慈善组织的性质

　　官办性质。宋代之初，承袭唐代悲田养病坊的做法，在开封设立东西两福田院，收容老幼、乞丐、残疾之人。福田院已经不同于唐代的悲田养病坊，虽然借用佛家的“福田”之名，但是由官方创办并负责经营管理，“所有合用钱于左藏库见管福田院内支拨”。居养院是政府推行，也属于官办性质。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八月二十日，诏置安济坊，由于安济坊的设立有权臣蔡京大力支持，地方官员也乐于推广，因而遍设此类慈善机构。惠民药局也由官府出资创办，并依诏令颁行一些医书作为标准处方。

　　官督民办。漏泽园为官置公墓。《宋史》记载天禧中，于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漏泽园一般由僧人管理，“更有（仁和、钱塘）两县置漏泽园一十二所，寺庵寄留楷椟无主者，或暴露遗骸，倶瘗其中。……在园中置屋，以为春秋祭奠，听其亲属享祀。官委德行僧二员主管，月给各支常平钱五贯、米一石。瘗及二百人，官府察明，申朝家给赐紫衣师号赏之。”宋代漏泽园选募的守园僧人必须具有良好的德行，而且守园僧人概由官府支付钱薪。

　　民办性质。由于政府性的社会救济主要集中在城市而相对忽略乡村的原因，民间慈善活动在两宋乡村社会的作用更为突出。民办慈善组织也主要集中在乡村社会。有血缘性民间慈善组织：义庄。范仲淹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私人义庄——范氏义庄，初为周济宗族，“周给宗族、无间亲疏，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咸有所给”；业缘性民间慈善组织：义田。义田往往由富有的士人和士人出身的官员，通过捐私财设立，著名的有越州义田和四明义田。越州义田为史浩在越州为官时所置，“捐己帑，置良田，岁取其赢，给助乡里贤士大夫之后贫无以丧葬嫁遣者，附於学，而以义名之”（ 施宿《嘉泰会稽志》卷13《义田条》）。

　　北宋初年由于政府支持，官办慈善事业发展迅速，官办慈善组织占主导地位，特别是蔡京主政时期大力推广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民间慈善在赈济救荒、济贫恤穷、扶弱解困、公益事业等方面十分活跃，但民间慈善通过组织形式开展慈善活动并不普遍，还停留于临时性的救济层面。

　　宋代慈善组织的兴办主体

　　中央政府出资兴办。北宋初期因袭旧制，在京城置福田院，收养乞丐、残疾者和孤寡老人，英宗(1063～1067年在位)即位后，又增设南北福田院，经过扩建后的福田院成为京师最大的慈善机构。政府还创办惠民药局和漏泽园。宋仁宗在位时，因体恤病者缺医乏药，颁《庆历善救方》，同时在东京设立惠民药局，依处方制药施给贫病之民。后来它又逐渐推广至全国各府州县，置设于城厢之间，时人称之“货药济四方，甚盛举也。”与养病坊、福田院及安济坊相比，惠民药局只施医给药，不收养留宿患者。惠民药局由政府设立，还颁行一些医书作为标准处方。漏泽园是政府设立的官办墓地。由政府出面为因饥疫死亡者或因贫穷无告而葬之家者，出钱择地，听其安葬或由官府代为掩瘗。南宋政府明令建立育婴慈善机构。《临安志》（卷7）中有记载：南宋淳佑七年(1247)十二月，“有旨令临安府创置慈幼局，支给钱米，收养遗弃小儿，仍雇请贫妇乳养。安抚端明赵与筹奉行惟谨，于府治侧建屋，而凡存养之具纤悉毕备，其有民间愿抱养为子女者，官月给钱米，至三岁住支。”这是南宋政府明令建立的育婴慈善机构，经费主要源于官府。

　　地方政府创办。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年）颁布居养令，诏令州府救济鳏寡孤独、癃老、疾废、贫乏不能自存者，安排其居养。嘉祐居养令的推行直接导致地方居养院的设立，宋徽宗下诏：“依京西北路以居养院为名，诸路准此”。由于政府的推动，官办养老机构得到了快速发展，遍布全国，形成了“京有四福田，外郡有居养、安济院”。恤老慈善事业在北宋后期达到了盛极一时的境地。安济坊始于苏轼创办的安乐坊，后赐名安济坊。举子仓由吴兴知府郑作肃始创，始设“散收养遗弃小儿钱米所”，此乃举子仓的雏形。后福建安抚使赵汝愚上疏设立举子仓。江东转运使真德秀于南宋嘉定九年创办建康慈幼局。朱熹设社仓，在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创社仓一所，社仓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官府。

　　私人创办。范仲淹创办中国最早的私人义庄：范氏义庄。范氏义庄建于宋仁宗皇祐二年，范仲淹在平江府长洲吴县置良田十余顷，将每年所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自范仲淹之后，许多封建官绅纷纷效仿，置田产，设义庄赡家族。宋理宗时，漳州通判王必正仿效范仲淹置办义庄；北宋末，成都施杨休受封禄后积累二十多年，割二顷地为义庄，遵文正公旧规矩，赡养族党。（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赵海林《宋代慈善组织的组织运作》，《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14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