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受儒、道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崇尚仁义，弘扬博爱，奉行“上善若水”、“行善积德”的社会道德准则，商人亦不外如是。明清时期，商人群体壮大，商业财富累积，地域商帮兴起，成为民间慈善活动的重要力量。浙江商人在清代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业经济发展中的一支劲旅，而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浙江商人在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展现出积极的态度。

　　灾变应对

　　浙江商人在自然灾害的救助中，最主要以捐助粮食物资为主，用以解决灾民最为紧要的温饱问题。此外，施医药以防治疫情、给棺木以殓暴露或是收养流落的婴孩，也给救灾工作和灾民带来了莫大的帮助和慰藉。

　　日常救助

　　日常救助是指商人在非灾荒时期对需要帮助或救济的个人或群体所进行的施善活动。浙江商人好行其德，崇尚慈善友爱，对宗党、邻里或是无血缘地缘关系的贫弱者都不吝施救。浙江商人的日常救助活动涉及社会中的多个生活层面，其施善对象尤其集中于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宗族和同乡。日常救助活动包括资助婚丧嫁娶、存恤鳏寡孤独、代偿赋役欠债或免除借贷等。

　　清代浙江商人对宗族、近邻或乡人的日常施善救助，这一系列行为的目的虽然包含了维护宗法制和封建伦理的保守色彩，但这同时也是对敦亲睦邻的传统美德的传承，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伦理关系的价值认同和维护。

　　其他救助活动

　　上述的日常救助活动，资助婚丧嫁娶、存恤鳏寡孤独、代偿赋役欠债或免除借贷，都属于传统的慈善救济活动内容。而在清代后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西方的影响，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产业、生活方式和职业类型，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弱势群体和救助方式。其中，对被拐卖出国作苦力的劳工群体的救助也成为浙江商人新兴慈善救助活动的之一。

　　公共设施建设

　　浙江商人的慈善活动不仅在于救灾济贫等，对于地方的公共设施建设也十分热心。公共设施，即服务公众的工程项目。浙江商人建设公共设施的慈善行为，即以行善为目的而捐资修筑公共设施以造福大部分百姓，包括修桥铺路、建造凉亭寺庙、修建海塘堤坝、设置渡口、疏浚河道、设立义塾书院和试馆等，按其功能大致可分为交通设施、教育设施和水利设施。浙江商人无偿投资公共设施建设，其目标并非直接指向某个特定的受助群体，而是以工程建筑项目为公益性行善活动，其受惠人群更为广泛，可谓士商绅民皆受其益。

　　建立善会善堂

　　善会和善堂出现于明末，二者包含了不同的意义，陈宝良先生在其著作《中国的社与会》中做出了十分明确的定义：善会就是一种以行善为目的的民间结会。但与善堂相比较而言，善会多具有临时性的特征，大多没有固定的会所。善堂较为固定，有堂、局、公所，内设专职的管理人员，并有捐款，藉此购置房产、田地，以其利息维持善堂的正常运转，使善堂能保持永久。善会与善堂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善会可以弥补善堂的不足，而善堂内同样也可以举行各种善会。明末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客观的经济变化往往会引起社会主观意识的动摇，梁其姿的研究说道：善会善堂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社会贫富良贱观念的变化。

　　清代初期，为了打击反清势力，严禁民间结社，善会善堂的发展受到压制。其后随着政治统治的巩固，对民间控制也趋于宽松，民间的善会善堂开始复兴，同时还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皇帝为京城广宁门外士庶所建普济堂御赐“膏泽回春”匾额，这一行动表明朝廷对民间社会团体的救济活动开始持鼓励开放的态度。雍正二年（1724）五月，雍正皇帝下谕鼓励民间善堂的成立，民间的慈善活动更加活跃。清代民间善会善堂种类多样，有收容流浪者的栖流所；有收养婴儿的育婴堂或留婴堂；有救济贞女节妇的清节堂或恤嫠会；有救助穷人的志仁堂；有施舍棺木的施棺会；有掩埋尸骸的掩埋会；有珍惜文字纸张兼济贫活动的惜字会等，名目不一，不少善会善堂同时兼济多种慈善活动。而清代的善会善堂则以江南地区最为兴盛发达，善会善堂的数量也尤为之多，商人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浙江商人广泛参与善会善堂的慈善建设活动。

　　育婴堂和施棺类善堂是清代时期较为典型的两种慈善组织，也是浙江商人参与较为踊跃的两项重要慈善活动，而除此之外，浙江商人也建立了许多其他类型的善会善堂，如仁济公所（为抚恤水手、船商等海上遇难者的家属而设立的善会）、难民局（援助受战乱蹂躏的灾民），清节堂（为收容救济恪守贞节的寡妇而设）等。（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覃燕玲《论清代浙江商人的慈善活动》（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