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团银杏伙伴在魏玛的百年银杏树下合影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于2019年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1997年8月默克尔作为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反应堆安全部部长访问中国。她曾以总理身份于2006年5月、2007年8月、2008年10月、2010年7月、2012年2月、2012年8月、2014年7月和2015年10月、2016年6月、2016年9月、2018年5月11次访华。

　　此次默克尔结束访华后，有记者问中国外交部：“中方对此访的成果有何评价？”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答：“默克尔总理此访是第12次访华，应该是访华次数最多、对中国情况最了解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之一。默克尔总理此次访华期间签署了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双方对此访成果均感到满意。”

　　2005年就任总理以来，默克尔12次访华，到访12座城市，多次“深度中国游”。她缘何如此喜欢来中国？这个答案应该是多元的。

　　正在默克尔访华前，以探究“德国社会文化发展与社会创新”为主题的银杏伙伴海外考察德国团刚刚结束对德国为期十天的考察，行程涉及德国的柏林、魏玛、慕尼黑，考察涉及德国的基金会、学校、博物馆、幼儿园、森林等。

　　前后时间两者既是巧合，更是必然，说明作为两个大国政府和民众的交流日趋频繁，正如我们参访的墨卡托基金会所说：中国是德国必须重视研究的国家之一。

　　同样，我们认为德国也是中国必须重视研究的国家之一。两国在发展模式、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是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同时，两国在经济发展、完善治理、改善民生等方面具有广泛共识。

　　从历史看，德国曾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灾难，对中国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德国二战后又迅速的崛起，在电子工业，汽车工业，机械制造等领域更是领跑世界。不过德国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百姓，对德国历史上曾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罪行都有较为深刻认识，他们对受害国人民怀有一种历史负罪感。德国总理默克尔不仅自己对二战历史有深刻反思，而且还规劝日本对亚洲被侵略国家的人民真诚道歉，承担战争责任。

　　从现实看，德国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日益增长，中德合作也在深度与广度上不断提升，中德贸易占中欧贸易的30%，大约等于中国与英法意三国贸易的总和。双方在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数字化和5G等新兴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此外，中德都主张以政治、外交方式处理国际问题。在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上（应对气候变化），德国主张需要国际社会形成合力，中国明确表态愿与德方加强合作。德国的NGO组织也很发达，除了政党的NGO，还有许许多多资金来源不一的NGO，NGO在政府眼里甚至已经成为一种解决就业问题的不错途径。德国的NGO与中国NGO互动的活力和广度也在加强。中德两国关乎双边层面，更具全球影响。

　　对于银杏伙伴来说，了解昨天和今天的德国，对于了解未来的中德关系、乃至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与社会创新是一种重要的参考。

　　德国的人本主义精神

　　德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新国家。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德国”，是一个新德国，1990年两德统一到今天，不过三十年，有学者称之为“柏林共和国”，以区别于首都在波恩的老联邦德国。

　　今天的德国，在解决国内问题（包括平等、移民融入、教育现代化等等）的同时，能不能成为一体化欧洲与全球化世界中的一个建构性的角色？这是《德意志史》（（德）乌尔夫·迪尔迈尔等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一书结尾部分作者提出的一个问题。

　　德意志博物馆

　　作为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对于德国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没有俾斯麦就没有德国1871年的统一。从1871年开始计算，德国的历史也不过150年。位于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Deutsches Museum ）门口正有一座俾斯麦的塑像。

统一德国的民族英雄俾斯麦首相的雕像

　　德意志博物馆的名称或许会让大家产生误解：这可能是一个历史文化方面的博物馆。而事实上，这是一个类似上海科技馆的存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博物馆，也是世界最早的科技博物馆之一，开放于 1903年6月28日。那个时代，中国还是光绪二十九年，挟制思想的科举考试两年后才会被废止。德意志博物馆目前收藏的展品有五万件，展出的展品2.8万件。覆盖50个科技领域，可谓应有尽有。充分展示了科学技术在德国发展和进步的地位和作用。

　　博物馆岛

　　想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发展历史，博物馆就是首选，我们除了去了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还去了柏林的博物馆岛、柏林墙，去了魏玛的博物馆、达豪集中营等，了解到德国的历史、艺术、科技、建筑、文学、自然等各个方面。各种展览带领我们认识这个古老、沉重、魅力的德国。

　　柏林博物馆岛因位于施普雷河的两条河道的汇合处，故有博物馆岛之称。博物馆岛由五座博物馆组成，包括柏林老博物馆、帕加马博物馆、柏林新博物馆、博德博物馆和老国家艺术画廊。

　　令人惊叹的是，在博物馆岛展现的并不是德国的文物，而是世界的文化遗产，特别是西方世界的文化遗产。毫无疑问，德国是西方文明的继承者，在德国随处可见的教堂，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德国宗教满足了德国人民的心理需要，减缓人们的生活压力，提供积极的生活态度以面对生死考验，也保护着传统和价值观。今天，德国所有信仰各种宗教的总人数已经不及从前，2017年德国新教与天主教会的成员一共减少了66万人，但仍有超过一半（54%）的德国人口，仍属于这两大基督宗教的成员之一。

　　柏林墙

　　当地时间8月26日我们来到了柏林墙。1990年柏林墙被推倒是两德统一的重要标志。柏林墙始建于1961年8月13日，全长155公里。最初是以铁丝网和砖石为材料的边防围墙，后期加固为由瞭望塔、混凝土墙、开放地带以及反车辆壕沟组成的边防设施，设置了类似于无人区的隔离区，逃往西德的人，一旦被发现，会被击毙，据说最小的才6岁。柏林墙是德国分裂的象征，也是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

　　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允许公民申请访问联邦德国以及西柏林，柏林墙被迫开放。1990年6月，民主德国政府正式决定拆除柏林墙。“柏林墙的倒掉，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在人们越来越难逃往西德的时候，冷战突然就结束了，政治上解冻，柏林墙‘倒’了。”

银杏伙伴在柏林墙前合影

　　陪同我们的历史学家，科学院院士Marcus Dohnicht先生出生于1964年，正是冷战时期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一代。他回忆起，在他们生活的区域，与柏林墙之间，还有很宽广的隔离区，他们根本看不到墙体。他的祖母出生在东德，在柏林墙建起来前，搬到西柏林去了，生病逝世时，无法与亲人相见。西德人到东德要容易一些，办上通行证，可以到东德探亲。一部分原因，是东德经济实在太衰败，需要西德的“外汇”消费。也有民众从西德搬到东德的，有的是因为社会主义理想，到东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有的是因为工作需要，例如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的父亲，据说就曾经受教会派遣，到东德工作。

　　有伙伴问：德国或德国人，对“二战”历史做了很多反思，反思动力来自于哪里？

　　Marcus Dohnicht先生回答说，动力主要来自战后出生的年轻人不断的追问。德国社会反思“二战”，尤其是对犹太人的罪行，有非常漫长的过程。最早，德国人民是不反思这件事情的。东德人认为这是过去的事，西德人也避而不谈。1960年代，他们这代战后出生的年轻人，开始追问自己的父辈、祖辈，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他们都做过什么？发生了什么？他们发现，自己的长辈们，在那段历史都充当了“沉默的大多数”，现在，依然保持着沉默。教材也保持着沉默，对这些罪行，没有提及。于是，“只为还原历史的真相”，他们开始了研究，反思，他们要告诉未来的年轻人这一切。听到这里，我敬重这个民族敢于直面以往不堪回首的二战历史和对战争深刻反思的精神。当然，据说宗教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

　　达豪集中营

　　此外，我们参观了达豪集中营。集中营位于达豪镇附近的一个废弃兵工厂，距离慕尼黑16公里。1933年3月22日，达豪集中营建成启用。1945年4月29日，美军解放达豪集中营。

　　达豪集中营最初设计容纳5000人，对象是“人民祸害”，包括：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等反对党人、被确定有罪的各类犯人。这份单子不断扩张：城市游民、同性恋、犹太教徒、吉普赛人、政治犯、国家敌人、犹太人、战俘…… 从1933年到1945年间，共登记在押206,206名囚犯，死亡人数永远不会为世人所知，数以千计的苏军战俘经常被就地处死，在被转移过程中死去的人更是无可计数，这些都是不在记录的。

　　此外，还有数不清的人死于“达豪学校”的活人实验。有记录的死亡统计数字是31,591。由于达豪集中营的主要目的不是处置犹太人，所以1933年到1945年间在这里被屠杀的犹太人并不多，据估计约在5,000人左右。被解放时，32,000名幸存的囚犯中，有2,500名犹太人。

　　为了铭记历史，德国政府决定，在很多路上建立纪念名牌，纪念每一位住在附近屋子里面被迫害的犹太受难者。纪念名牌上有犹太人的名字、生日，有的还有卒年。安妮日记纪念馆附近的一处纪念名牌，记录了四位受害者。所以，受难者，不是一个抽象的受害者的概念，而是具体的每个活生生的人。这也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精神。

　　魏玛

　　从柏林去慕尼黑途中，我们在魏玛停留了一天，这是一座文化小城，歌德在此完成了《浮士德》的写作，并在这里去世，埋葬于此。

　　歌德国家博物馆，是歌德曾经的故居，比想象的还要豪华。歌德先后两次住在这座巴洛克建筑中长达半个世纪，前一次作为租客，最后作为房主。屋内的陈设，据说是歌德晚年生活的样子...此外还有很多那个时期魏玛新古典主义的古董，以及其他名人的作品。

　　歌德是德国著名思想家、作家、科学家，他是魏玛的古典主义最著名的代表。而作为诗歌、戏剧和散文作品的创作者，他是最伟大的德国作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学领域中出类拔萃的光辉人物。他在1773年写了一部戏剧《葛兹·冯·伯利欣根》，从此蜚声德国文坛。1774年发表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更使他名声大噪。1776年开始为魏玛公国服务。1831年完成《浮士德》，翌年在魏玛去世。

　　席勒故居则是一座不错的临街小楼，但与歌德的家一比，就差的太远了。席勒也是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也被公认为德国文学史上地位仅次于歌德的伟大作家。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主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的《强盗》，还有他们的其他作品，对封建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扫荡气势。相遇之时，他们已在开启一个古典主义时代，历史将承认，德国古典主义的全盛时代，以他们的友谊为主要标志。

　　我们还在魏玛参访了包豪斯博物馆。

　　今年是德国包豪斯设计学校成立的第100周年，为了纪念这所学校，德国在包豪斯学校曾经的所在地-魏玛开设了新博物馆。博物馆主要展示了学校创始人、现代主义建筑大师Walter Gropius以及他那个年代的知名艺术家的作品，还有包豪斯大学师生的作品。

　　包豪斯Bauhaus这个词汇，来自Walter Gropius，当年创办学校时，他将德语Hausbau(建筑)，翻转过来作为学校的名字，想表达学校与传统教育的不同，没想到Bauhaus却作为一种建筑风格甚至思潮源远流长。

　　在国家歌剧院前，歌德与席勒的雕像在阳光下屹立，招揽游客的马车优雅地穿过，这就是魏玛，这就是新德国……

　　德国的人文情怀

　　图书馆

　　女公爵安娜·阿玛丽亚图书馆位于魏玛，16世纪时的魏玛公爵建立了名为“绿宫”的王宫。1691年，公爵维尔海姆·恩斯特在绿宫中开辟了一座图书馆用于藏书。

　　18世纪时，安娜·阿玛利亚公爵夫人安娜·阿玛丽亚大力发展这座图书馆，并使它成为德国第一座对公众开放的贵族图书馆。后来歌德担任这座图书馆的管理员至去世。2004年因为一场大火，原来的大厅以及展出的书籍都大火烧毁，经过修复后重新开放。

　　因为现在开放的空间很小，每次可以容纳的人数很少，这里成为魏玛一票难求的“景点”，官方消息说，每天最多只允许290人进入参观。我们比较幸运进入了图书馆参观。整座图书馆里面珍藏的书籍都十分珍贵，还有里面的各种名人雕塑头像，以及油画...

　　在德国的街道上，图书馆是比较多的，并且在公交和地铁上，尽管看手机的人多起来，但看书的人也不少。在德国很多社区和街角附近，还会发现不同造型的小亭子，有的像树桩，有的像电话亭，据了解这里面放满了二手图书，这就是最具德国特色的公益免费借书亭。人们可以免费在这里借到自己想要阅读的图书，也可以把家里看过的图书放进来供他人阅读。人们在举手之间做到了知识的交换，与他人分享读书的乐趣。

　　社区厨房

　　分享、合作是德国人的基本价值观，默克尔总理访华期间，她在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国的大学生们说“放眼全球而不是只顾自己国家！向世界开放而不是孤立！简而言之：共同合作而不单独行动！”

　　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后，德国为什么接受了200多万中东难民（主要是叙利亚、伊拉克与阿富汗的难民），是世界上接受难民最多的国家。当年上海在二战期间收容了犹太人，今天德国在帮助中东人，道理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一些中国人在网络上嘲笑德国因此付出的社会代价，或者揣测其是为了让难民作为德国的廉价劳动力，觉得有点可悲。他们知道不知道，德国人这种有责任感的价值观与慈爱之心的社会价值简直是大到无法衡量？一个有爱心、有同理心的民族多值得尊敬？“各家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自利的心态怎么能让中国配得上“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称号？

新移民社区融合的机构

　　社区厨房Über den Tellerrand（盘子之外）

　　我们参访了一个致力于新移民社区融合的机构——社区厨房Über den Tellerrand（盘子之外）。社区厨房Über den Tellerrand接待我们访问的，是一个叙利亚裔女孩。这个项目致力于新移民融入。几个大学生2013年参加校际创业比赛时发起了这个项目，他们希望组织原住民与新移民一起做饭，并生发出更多形式的交流，以消除误解、促进融合。

　　华德福学校

　　为什么德国的学生会这么关注公共话题？我们在一所华德福学校找到了一些答案。鲁道夫·史代纳于1919年在德国创立第一所华德福学校，今年正好100周年，现在在全球已经有1000多家华德福学校，在德国有250多家。

华德福学校门口

　　我们与十年级（17岁）学生用一节课进行关于“Friday for Future（周五为未来）”的对讨论话。整个欧洲的中小学生，目前正在投入到一个从瑞士肇端的“周五罢课”运动——Friday for Future（周五为未来）。自去年12月中旬起，每到星期五，德国各地很多中小学生走上街头，去市政厅前、总理府门口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实行可持续性气候政策。

　　这个运动的发起人是一个16岁的瑞典女孩，格雷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通贝里曾连续数星期罢课组织运动，引起国际关注，并最终形成全球范围的星期五抗议运动。这个女孩已被提名201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该运动正以自己的力量改变着国际环境政策。

　　今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德国绿党大胜，拿下20.5%的高票，比上次足足增加近10个百分点，得票数跃居德国第二大党，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德国人民最关心的是全球变暖和环境保护议题，其次才是社会福利、保险、弱势照顾等社会安全议题。

　　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些孩子们的价值观，他们对于我们通过翻译提出来的你们对“难民问题”态度的“问题”二字做出了反驳，十几岁的孩子争先恐后的严肃的说：

　　新住民（作者注：Newcomers，难民的一种比较委婉的非歧视的说法）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只有少数的国家向难民开放？

　　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难民。很多人因为战争、政治迫害或经济原因流离失所。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应该给这些人民来源地国家更多的援助。

　　这不是问题，问题是难民来到德国，却没有工作机会；这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气候变化，全球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面临失去家园的危机（言下之意，会有很多气候“难民”，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这些话，很难想象是出自这么大的孩子的口，真诚且有同理心，懂得去关心世界，理解身边的弱势族群（难民）。这就是德国的未来，欧洲文明之花所结出的果实；在中国，还有一些人依然在传播蝇营狗苟的劣质文化的时候，德国人的眼睛是向外看的，有大的格局与世界观。同样，我们敬佩那些尊重这些孩子们的选择的老师们，觉得这就是德国某种文化教育理念。这一点在我们参访的Wühlmäuse（田鼠）森林幼儿园，儿童教育中心Helleum等都得到了验证。

　　田鼠森林幼儿园

　　田鼠森林幼儿园的创始人M女士从母亲那里继承到一笔遗产，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她学过教育和心理学，而这时又要做母亲了，就创办了这所幼儿园。

　　这座幼儿园目前有3名幼师、18个2-7岁的孩子。按柏林的规定，一个幼儿园，每7个孩子必须要有1名幼师，每个孩子要有6平米活动空间，等等。因此，这个幼儿园只有18个孩子，倒不是因为招生困难，是因为，她们获批的，就仅有18个学位。

　　在德国，每个年满3岁的幼儿园都有权利和义务上幼儿园。而三岁以下的幼儿由于需要更多的人力和设置，德国的爸爸妈妈大多都会选择在小朋友3岁前自己在家带娃，幼儿园位子一直都是稀缺的。田鼠幼儿园的等候名单也长达600余人。

　　德国很少有孩子不愿意去上幼儿园，也很少有在幼儿园里哭个不停的孩子，因为德国提出的理念是千万不要把幼儿园变成学校，他们都是把教育融合在玩耍中。

　　田鼠幼儿园没有固定的课表，孩子们经常在森林里奔跑。每天早上9:30，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吃早餐，一起决定当天的活动，孩子也可以选择不参与“集体活动”，自己单独玩。

　　我们都知道，“玩”是孩子的天性，没错，德国更看好用“玩”的方式来培养孩子们的独立性以及社会适应能力。别小看了“玩”，它重视于孩子们的心灵教育，而且在孩子们的童年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德国的幼儿教育做到了。

　　Helleum儿童教育中心

　　我们穿越柏林，来到柏林最东部的马察恩区，拜访儿童教育中心Helleum。据说，马察恩是柏林最落后的一个区，失业率、酗酒率等都很高，90%的儿童处于贫困线下。

Hartmut Wedekind教授带领我们体验自助探索教学

　　创始人Hartmut Wedekind是大学教育学教授，他把教育中心建在这里，除了每天上午向一些小学、幼儿园开放体验课程，也在周一和周三下午开放给社区的孩子们，希望这些弱势的儿童可以动手做，探究科学，并且经由自己动手做成功事情，感觉到自己有能力。

　　现在，Hellume已经服务了4万人次的儿童和1万多人次的成人。Hellume做的事情，是激发。W教授认为，真正的知识不来自于老师的强迫，而是来自于自主探索。

　　正是有田鼠森林幼儿园的创始人M女士，儿童教育中心Helleum创始人Hartmut Wedekind教授这样的教育者让德国的孩子成长，获得知识、获得情怀。

　　社会创新的关键在人

　　一个国家的态度和发展在于人，公益行业的推动和创新关键还是人，参访德国的社会组织期间，感受到他们的“人”很重要。

　　宝马基金会

　　当地时间8月25日下午，我们到达了宝马基金会柏林办公室。接待我们的芭芭拉·米勒女士16年前曾经到中国人民大学留学一年半，在宝马基金会工作15年，现在负责亚太事务（主要是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工作）。她介绍，宝马基金会的目标是激励和支持人们投身公益事业和社会活动，更好地迎接未来的诸多挑战。为此，基金会在全球与各领域人士展开跨界合作，共同寻求政治、商业和社会的创新解决方案。

在宝马基金会座谈

　　宝马基金会是一个资助型组织，主要是三个主要资助方向：一是支持专业志愿者，二是专业性或投资性资助，三是资助社会企业家。

　　有伙伴很好奇，德国平均每400人中，可能就有一个基金会，德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基金会？

　　芭芭拉说，这的确和德国文化有关。有相当多的家族企业，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例如，有的家族企业专门关注员工住宿问题。不过，80%的基金会都非常小，有些人成立了一家基金会，可能只是资助几个学生学乐器。与美国的“弱政府、强社会”不同，德国是“强政府、强社会”。相比美国，德国的贫穷率低、贫富差距小、社会福利多，德国的基金会/NGO不做政府要做的事。

　　宝马基金会非常重视年轻一代（“富二代”）的培养——这些人已经拥有非常多的财富，不太追求创造更多财富，而有可能追求更大社会价值，并且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同龄人为此努力。

　　芭芭拉说了一段话，似乎激励人心：“很多基金会都把自己定义为社会创新的推动者，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基金会都支持创新，也并不是所有社会创新都发生在基金会。宝马基金会是一个冒险的基金会。如果一个基金会还不敢冒险，那社会上还有谁敢冒险？”她认为，德国最需要的社会创新，或者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是政治创新和社会参与。

　　阿育王基金会

　　宝马基金会的理念和阿育王基金会具有很多一致性，我们在柏林公主花园（一个户外的公共空间）见到了阿育王基金会德国及欧洲项目协调人Matthias。

　　1963年的夏天，20岁的比尔 · 德雷顿（Bill Drayton）开着一辆德国大众车来到印度，实现了他向往已久的印度之旅。这位醉心甘地理想的哈佛青年在这里结识了甘地的门徒维诺巴 · 巴维（Vinoba Bhave），亲眼见证了一场庞大的社会变革——55岁的巴维走访印度村落，恳请手中有富余土地的村民转交一部分土地给一个合作拥有机构，帮助穷人和“贱民”获得土地。最终，有700万英亩土地资源被重新分配，比中国北京和天津的面积总和还要大。

　　“巴维相信改变人心是方法所在，当时我把他看作一个活圣人，而今天，我会说他是一个社会企业家。”身材清瘦，头发稀疏，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的比尔对巴维的行为有了新的理解。在见证巴维土地变革行动的15年后，比尔创办了阿育王组织（Ashoka），在世界范围寻找像巴维一样的社会企业家，为他们所选定的人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并且帮助他们与更多的人建立联系，使他们的想法得以推广并获得长期支持。Matthias介绍阿育王在全球70多个国家支持了800多个社会创业家。

　　有伙伴问，如果阿育王资助的伙伴项目失败了，怎么办？Matthias说，没关系。项目是重要的，但是，人是最重要的。有两种情况，他们会取消或暂时冻结伙伴身份。第一种，伙伴涉及性骚扰、暴力、贪腐等违规行为，会被取消身份；第二种，伙伴全职从政，在全职从政时，会被暂时冻结身份。这是基于阿育王政治中立原则，而不是因为反对伙伴从政，而且阿育王还会与这些伙伴保持联系，关注他们的动态，等他们结束全职从政，会被欢迎重新回到伙伴社群。

　　作为银杏伙伴感觉到银杏基金会就是中国的阿育王。银杏基金会的工作，是寻找、连结和激发具有社会创业家精神的青年行动者，与他们一起，解决社会问题，产生联合影响力。目前已经支持了127个“银杏伙伴”。

　　《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一书中提到社会企业家对社会变革就意味着什么。戴维·伯恩斯坦回答说：他们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最后要重建一个更好的世界。

　　儿童舒缓护理中心

　　更好的世界还是为了人，我们参访了柏林两家儿童舒缓护理中心（Kinderhospiz Berliner Herz和BJORN SCHULZ）。这也是柏林仅有的两家儿童舒缓护理中心，照顾生命终末期的儿童（最大可能到35岁）。

参访柏林儿童舒缓护理中心

　　柏林这两家护理中心，总共有八十来个工作人员，照顾着总共19个“客人”。里面接待我们的护士长也好，负责人也好，都特别热爱自己的工作。

　　护士长从毕业就在中心工作了，十几年了，成了新护士的指导培训老师；负责人也是自愿离开幼儿园的工作来这里做照顾临终病患儿童的工作。他们都把自己在这个慈善组织的工作当做自己毕生热爱的事业来看待。

　　我们由此联想到中国，社会公众能不能接受公益慈善行业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专业的行当？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些美好的公益慈善组织，让每个职业公益人都能在那里把工作当做自己的毕生事业？我们也能拥抱我们中国慈善事业的美好未来？期待中。

　　这次德国十天考察，我们考察团每一位伙伴都每天在不断地消化在德国的所见所闻。

　　记得我们参访的墨卡托基金会接待我们的Kirsten Hommelhoff女士说：在德国甚至欧洲，对中国的了解是很少的，德国媒体上的中国形象非常单一。

　　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写道“中国和印度现在还不具备决定性的力量，但是他们的重要性会逐渐增长。这些巨量的人口连同其深远的、无可替代的传统，会成为人类的一个基本要素。他们将与其他所有处于当前人性巨变中的民族一起，寻找他们的道路。这场巨变将所有人都卷入其中。”

　　我们也期待，欧洲关于人的精神能够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所用，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和创新在于不断吸取各国的文明成果和应对共同挑战，让未来之人有能力担当起人类巨变的使命和享受变化的成果。

　　正如默克尔9月7日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时对学生们所说：

　　国家繁荣是世界繁荣的一部分，同学们要承担起共同责任，才能应对共同挑战。（任真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