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3日14:21 来源:上海慈善网
乡绅是传统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熏陶而活跃于乡村民间的一个特殊阶层，其介于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之间，是传统地方社会的实际领导。慈善作为人之为人的一种道德现象与志愿活动，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慈善实践，主要是由乡绅带头兴起并实际组织的。建立在儒家仁爱－博爱思想之上的乡绅慈善公益活 动，是传统中国不可或缺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传统，在慰藉心灵、和谐群体、保障民生、维护基层政治秩序与文化伦理秩序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时至今日，也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一、乡绅之治与民间慈善
乡绅，或称士绅，是传统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熏陶而活跃于乡村民间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既区别于魏晋时期的门阀郡望，也不同于近世的土豪劣绅，是随着科举制确立而逐步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乡绅或士绅的身份地位不直接关联土地财富，而是享有一定特权的地方文化传统和精神价值的代表。
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慈善实践，主要是由乡绅带头兴起并实际组织的。他们在野的文化精英身份和与基层民众的密切关联，决定了他们在地方实际担负起守卫和传承儒家文化的职责。乡绅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都与其所接纳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 上，儒家文化成为了乡绅基本生活的凭借，对他们具有超乎寻常的意 义。 乡绅认同和维护儒家的道统，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依赖于对道统的遵循，而依循道统的基本象征就是对儒家仁爱思想的承继。经由他们而传承弘扬的仁爱精神，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地方管理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乡绅可说是践行博爱最执着的团体，博爱和慈善是他们立志终身实施的事业。乡绅因其拥有社会公认的崇高地位与特殊身份，担负着某些官方组织力不能及却又不可或缺的社会职责。像维系地方平安，组织修桥补路，兴 修水利工程，调解邻里纠纷，兴办乡校学堂，弘扬 道 德 风 范，主持慈善公益和赈灾救济等，作为博爱精神的践履，主要都是由以乡绅为主导的民间组织来完成的。而乡绅本身，在组织慈善救济、解决矛盾纠纷、注重德行教化等乡土活动中，也确立起了自身威望，并凭借其自觉的责任担当与文化意识，最终获得了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认同。
从具体表现看，乡绅的慈善救助行为是多向的：有对地方实施仁政的参与，有对赈灾救济善举的倡导，有对地方公益事业建设的主持，有对地方教化与礼俗的维护，等等。当然，乡绅这一阶层中也有只顾自我小家、吝惜财物而不愿救助贫弱者。但这部分人士在典范作用的带动下，大多还是能认清事理，适时地调整或改变自己的行为，参与到扶贫恤弱、赞助公益等和睦乡邻的事业当中。
二、关怀生命的赈济救助
明清时期，乡绅们的确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民间慈善活动的。当发生灾难饥荒，乡绅们往往会组织并率先募捐赈灾，表率乡里，主动施善为乡民排忧解难，担当赈济救助之责。积极赈济捐款，救人于 水火。如明代江南乡绅丁宾，每逢家乡遇到灾荒都一如既往地积极赈济。据其同乡陈龙正记载，仅就万历十五年至十七年这三年灾荒期， 丁宾捐出米、布、絮、钱 等，共计白银三万余两。不仅如此，他还细致周悉地亲临赈施。
身为地方的贤达人士，乡绅们在为自己的生存境遇而努力的同时，尽自己所能，慷慨无私地帮助处于困苦境地中的他人。在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社会，遇到风不调雨不 顺的灾荒之年，贫苦农民往往需要依靠赈济才能度过难关。乡绅于此能够伸出友爱之手，积极投身于慈善赈济，他们的善举是值得尊敬的。
三、为善乡里的康济公益
儒家“君子”人格是乡绅一生追求的理想，而“君子”必备的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博爱济世情怀，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对需要救济扶助者的物质关爱。诚如苏州乡绅潘曾沂所言：“虽寂居一室，而经纶斯世，利济生人之愿，实无日不切切于怀焉”；“康济天下之愿无所失，则退而为善于一乡。”而且， 潘曾沂亦言行一致地在其家乡苏州创建了丰豫义庄，育弃婴，馈医药，荒年平粜，救助灾民，以致去世时引得时人哭之叹之思之，数年难忘。
乡绅的这一服务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心理动机，也是广袤乡土社会中姓名不能书、条教不能读，甚至“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孟子·尽心上》）的广大民众对乡绅的角色期待。
乡绅自身，有贤与不肖之别，但其中的主体，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使其自觉肩负起了为一方造福和完善地方的责任，对主持一系列旨在促进公共领域的赈济、公益事业，极为重视，“从文教仓储、水利赈济到道路津梁、社会保障，几乎全部是代表基层社会实体组织的族绅、邑绅主持。这些都反映了上层政权对基层各实体组织的次级统治的依赖”。至于地方的公益事业，作为基层社会的公共服务，地方乡绅对其 予以支持，既是个人能力的展示，以此确保其威望的保持与提升，因为乡绅们在从事这些公益事业的同时，可能有不同程度的个人利益考量；但是，公益事业的共享特征，客观上是有益于全体社会成员的。 可以说，地方乡绅不论是主持赈灾救济，还是组织公益事业建设，其意义不局限于活动本身，也不限于设施本身的共享性。作为基层社会的民间慈善活动，它们对下层民众的行为、心理、德行和社会风俗等，同时起到了教化引导的作用。
综而言之，建立在儒家仁爱－博爱思想之上的传统中国的乡绅慈善公益活动，作为官方救助的必要补充，其实践性特征明显，在慰藉 心灵、和谐群体、保障民生、维护基层政治秩序与文化伦理秩序等方面，表现出一定价值，成为传统中国不可或缺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传统，（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贺更粹《论儒式乡绅在传统慈善中的地位及功能》，《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年11月第５６卷第６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