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到魏晋这段时期是道教思想萌芽和初步形成体系的时期。道教主要典籍《太平经》中包含着大量重生乐生的思想，这种对生命的极大热爱促使道门人不仅关爱自身，而且推己及人，将对生命的关怀扩散到整个人类族群，并把行善与否以及行善的程度与其寿命的长短联系在一起，成为了其慈善思想的内在动机。《太平经》所倡导的“周穷救急”的慈善行为，包含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以及对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

　　《太平经》成书于汉末，灾害肆虐，统治阶级土地兼并愈来愈严重，致使众多平民被迫变成流民，人心浮动，社会矛盾不断扩大。民众不仅要承受来自自然界的巨大压迫，而且还要忍受着来自社会统治阶级的带来的沉重负担。当他们对这样沉重的双重压迫无力反抗时，往往会转向对宗教神灵的护佑和渴望中，以此来消解抚慰精神上的痛苦。《太平经》正是看到了社会上贫富差距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以及人们深受压迫时的内心对神灵的需求与渴望，所以它在开书就假托真人之言，极力强调人生存延续所需的基本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等等的重要性，明确表达了它所倡导的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全部财富的观念，而这种实现途径之一就是慈善事业，由此《太平经》提出了“周急救穷”的光辉命题。

　　一、生存需求，衣食男女

　　慈善行为之所以能够成为持久性的活动，是因为个体自身的生存需求得到了满足。《太平经》正是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卷三十六《守三实法》中，借天师向真人发问，人类所开展的各种社会活动中有哪些是最紧迫且不可或缺的，真人答曰“天下大急有二，小急有一”；首先，人的生命得以存在的前提就是饮食，不饮不食生命就会走向终结，所以，饮食是人类最急迫的事情。其次，男女交合，生养后代是第二等的急迫事，“男女不相得，便绝无后世…… ”，人类得不到种族繁衍，天地之间没有阴雌阳雄，只剩下一片空寂，是绝天地统的恶事。所以，男女相须，繁衍后嗣是第二件急迫事。最后，用来保护防御人身体的衣物是第三件急迫的事，天道有寒暑，人类如果不用衣物来抗寒避暑，则“愁半伤不尽灭死也，此名为半急也”。这里《太平经》把衣食男女看作是天道紧迫之事，没有其他的事可以超过这些事情的，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再生产和人口的生产再生产两个方面论述，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这一观点鞭辟入里，不仅表达了道教一直以来重视生命存在的传统，而且重要的是，它指出了个体从事慈善活动的基础，满足自身的生存。它认为人生在世除这三类事物外，诸如金玉玩好等等，反而使人变得虚伪狡诈，玩物丧志，人沉迷于这些“奇伪之物”，使治不太平，天道乖错，天下贫苦，灾害蜂起。所以，作者劝诫世人要守其道本，衣食男女乃是得天心意的行为，如若背离本根，转逐浮华，此为大害。

　　二、实施主体：君主富人

　　大多数人愿意参与慈善活动并形成持久性的都是自身生活有保障的，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在自身生存都解决不了的情况下还愿意投身慈善活动。基于这一点的认识，《太平经》中指出了两个实施慈善救助的主体，这两个主体分别是君主和富人。他们都是拥有较好的经济状况，是社会中的富裕阶层，所以，从事慈善事业对于他们来说，是比较容易形成持久性的普遍性的行为。先看君主，《太平经》认为君主为天下之主，要行仁德之政，以民为本，“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也。无民，君与臣无可治，无可理也”。正是因为有了万千的子民，君主才能称得上是君主，君主与子民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作为一个君主的职责主要是养民、治民，把民众当成是自己治国的根本。当民众饥寒交迫，处在生死线上时，君主应该做到“见饥者赐以食，见寒者赐以衣”。

　　但是，政府所能进行的慈善活动也是有限的，除了国家层面施行慈善救济外，更需要民间的组织和个人进行慈善活动。因此《太平经》所认为的第二个慈善救助主体就是富人阶级，富人阶级所占有的财物除了满足自家的生活需求外，还剩余着大量的金银财宝，这些财物本来就应该周转流通。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经》在劝说君主富人积德行善的同时，并不是一味的认为贫苦的人就应该心安理得的享受别人对他进行的帮助，不劳而获。相反，《太平经》认为，既然上天赋予每个人劳动的能力，本就是希望世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勤劳耕种秋收来获取自己生活所需的物资。有些人不愿意尽力劳作，使得自己饥寒交迫，同样是不值得同情的。

　　三、财物共有，周穷救急

　　《太平经》之所以将君主富人看作施行慈善行为的主体，原因就在于它独特的“财物观”。它认为财物天地中和所有，其职责就是“周穷救急”。“三统共生，长养凡物名为财”。这里明确说明了天、地、人三者共同生养万物，此谓之“财”。这种财物生成的思想其实是因为那时人们身处的社会是以农业为主的，其生产劳动主要是靠天而行，风调雨顺，收成就好，如果遇到干旱水涝，农民就可能面临着饥饿灾荒。所以囿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太平经》认为财物生成论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天地施化。从这个角度出发，《太平经》提出了“财物共有”、“周穷救急”的思想。“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财物的产生是天地向世人提供的大自然的恩惠，不是特定的赐予某些人的，本就应该用来供养世人，转移流通，使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生活所需的财物，不至于贫乏而亡。又说：“中和有财，乐以养人”。天地中和所生的财物乐于供养世人。“物者，中和之有……职当主周穷救急也”。这里也明确提出财物，其功能就是“周急救穷”，扶危济困。上述种种表述都表明了《太平经》的财物观是天下共有为基础的，我们应该遵循天道，将财物用来滋养芸芸众生，周穷救急。但是，有些人却把这些财物据为己有，《太平经》写道，“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这些人累积了亿万财产，却不肯帮助穷人，眼睁睁的看着他人因为缺少衣食而饥寒而死。这种恶行，要么自身获罪，要么殃及后代。

　　总的来说，尽管《太平经》中的慈善思想可能存在一些消极的成分或者有些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其所倡导的周穷救急、行善积德等等思想不仅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仍是值得借鉴与继承的。（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郑鑫《太平经的慈善思想研究》（云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