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以功过格为主要文本的善书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许多功过格都有关于鼓励积极参与民间慈善事业的条目，是民间慈善组织如育婴堂、普济堂、施棺局等建立的主要思想支持，明清善会善堂的研究也都会涉及到对于功过格等善书的讨论。

　　善会善堂是明清以来兴起的一种民间慈善组织，这类慈善组织是由地方善士，如乡绅或商人等有名望之士共同组织的，既不属于宗教团体，也不属于某一家族，是由无官位的地方领袖集资、管理的。这类组织通常没有重要的经济功能，所救助的事务也非有突发性或时间上的急迫性，如救弃婴、收养贫病、寡妇、施棺施药，甚至惜字纸等等，但不包括赈灾等救助。

　　善堂善会在明清的发展极为普遍，尤其是清代中后期，各地基本上都成立了善堂与善会。梁其姿根据两千多种地方志材料对整个清代的地方性慈善组织进行了统计：在各类善堂善会中，其中类似于育婴堂的育婴组织先后成立了至少973 个、普济堂399 个、清节堂216个。以施棺为主的善堂善会589 个，综合性的善堂善会338 个，其他难以归类的有743 个。而这些数字也是被低估的，夫马进、梁其姿等人对此问题已有诸多论述与创见。地方上的组织者希望透过善会善堂来改善地方风气，通过善堂善会的管道来落实社会教化。而关于行善者的行善动机，一些是下意识的行为，但更多的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如为了积福，而这种行善积福、功过相抵的观念大多数来自于功过格。功过格鼓励人们行善积福，这些内容条目都有助于善会善堂的发展。有的功过格如费钱功德例中，会鼓励富人捐建育婴堂、放生会等慈善组织来积累福报。富人的散财行善不但可以满足自己积福的心理诉求，同时可以缓和紧张的社会等级秩序。“散财行善对明清的许多新福而言，的确能帮助减低财富所带来的焦虑，这与明清社会的财富缺乏制度上的保障，有密切的关系。”（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

　　功过格，尤其是儒门功过格的流行，对于善堂善会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功过格的功过计算的方式，具有货币经济的色彩，费钱功过格更是如此。《汇纂功过格》中的与人格中，有“救济”“劝化”两个条目，其中有专为富人设计的费钱行功的内容，如“周全一穷途人士还乡”“倡建义学教得成”“建育婴堂收养弃孩”“自建养济院”“倡修紧要桥梁、道路得成”等等。这些功过格中的记功条目，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善堂善会的发展。

　　随着儒门功过格的出现与发展，善堂善会等慈善组织的领导层与意识形态也出现了“儒生化”发展的趋势。明清以来，混含着通俗信仰的儒家价值逐渐成为善会的主要传播内容。梁其姿所认为的儒生化是指，“善堂趋向于宣扬结合着通俗信仰的儒家价值，其管理人、甚至受惠人渐以中下层儒生阶层为主。”（《施善与教化》）这种儒生化的趋势主要与儒生的下向流动、乾嘉以来的思想趋势、士商阶层的兴起等因素有关。

　　儒门功过格虽在乾嘉学术的转向中逐渐消亡，但宗教性的功过格却依旧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倡导诵读《了凡四训》；净空法师认为“这篇文章（《了凡四训》）从明末一直流传到现在将近四百年，其价值几乎等于经典。”其一众弟子创办了“了凡弘法学会”，以弘扬《了凡四训》为目标，将该书制作成有声书、广播剧、电视剧、电影等等促进传播。时至今日，功过格仍在台湾、香港民间流传，一些佛教、道教团体，以及民间慈善组织会印制功过格的小册子来劝善教化。其中的内容条目也会根据社会的现状与时俱进，但其所依仗的思想仍是最基本的因果报应观。 （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李娅杰《由虚入实，劝善戒恶——明末清初“儒门功过格”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