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一个短暂的适应期之后,于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南北朝时,社会分崩离析,战乱频仍,佛教以其独具之教义,迎合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需要,逐渐形成了一个发展的高潮。佛教的慈善事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佛教的慈善事业十分兴盛,对当时处于战乱的社会产生了不可忽略的积极作用。而佛教到了隋唐时期,又出现了另一个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佛教慈善事业在强有力的寺院经济支撑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也就出现了一些其所独具的特点,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隋唐佛教慈善事业的特点

　　隋唐两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其间虽然也有过战乱和动荡,但总的来说看国力强盛、文化昌明、社会安定,与这种情况相适应,中国佛教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盛况。同时,佛教的慈善事业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出现了一些其所独具的特点。要而言之,有如下若干特点：

　　1、与官方慈善事业合流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该时期统治集团中许多人十分崇佛,帝王将相带头对佛教寺院大量施舍,统治者施舍的钱物中有相当一部分被佛教寺院僧众们用于慈善公益活动中。如在《续高僧传昙崇传》里还有这么一段一记载“释昙崇,……晋王前后送户七十有余,水皑及碾,上下六具,永充基业。”当时作晋王的杨广近送给昙崇的佃户和寺奴就多达七十多户。而在唐代,唐高宗造西明寺,“赐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十辆”

　　（2）官府通过佛教寺院来进行贩灾活动,使佛教寺院的贩灾活动带有了半官方的性质。如唐代长庆年间,江淮等道旱,穆宗在诏令中指出“应旱歉处州县,有富商大贾及诸寺观,贮蓄解斗,委所在长吏,切加晓谕,速令减价出集”。在统治者的要求下,僧众们广泛地参与了救灾和济贫活动。

　　（3）官府委托寺院管理悲田院、养病坊等福利机构,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以后,“官托寺办”、“官督寺办”的慈善公益事业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就有人评价“官托寺办”的好处。衙门有权有财,但办不成事,而僧家“以利物为便,故不惮劳以坚固为定力,故不作辍无妻擎之累,故不营己私持报应之说,故不肆欺弊”。这种思路与今日发达国家一些人倡导的“政府出资委托第三部门办公益”的主张颇为近似,其理由都是政府有动员资源的能力,但运作成本高,而第三部门有志愿精神与理想主义热情,运作成本低,但筹资能力不如政府。

　　2、慈善机构逐渐规模化

　　佛教发展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所创办的慈善机构就已经出现。见于文献记载的就有北齐那连提黎耶舍所建的收养麻风病人的病坊,“又收养厉疾,男女别坊,四事供承,务令周给”佛教寺院创办的慈善机构的出现一方面固然说明佛教寺院经济实力的雄厚,也反映了佛教慈善事业自佛教传入中土以来有了重大发展。而在隋唐时期,佛教所创办的慈善机构出现了规模化的倾向,最主要的是悲田养病坊的创设,它是唐代寺院设置的半官半民的慈善机构。唐代最初设于帝都长安及东都洛阳,以后开设于各道诸州。武则天长安年间一年,政府开始把它纳入国家救济体系,直到唐末。其经济来源为官府供给、官置本钱的利息、寺田收入以及信众的供施。悲田养病坊在唐代虽历周折,对后世慈善机构的设置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悲田养病坊的出现标志着佛教悲田的社会救助功能走向了成熟,慈善机构的设置走向了制度化。悲田养病坊包括悲田院、疗病院、施药院三院,相当于今日免费住宿诊疗所、养老院、孤儿院,是一种对贫困者、孤独者、疾病者免费诊视、收容助救的设施。悲田养病坊不仅收容疗养病人,也以救济贫困、慰托孤独为第一目的。贫困的病者、孤独的老人、穷苦的流浪者,失去亲人的孤儿,都是佛教中悲田思想的救济对象。悲田养病坊就是收容这些人的场所。

　　3、在整个社会的慈善事业中占极大比重

　　这一时期佛教慈善事业兴盛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隋唐时期佛教十分兴盛,特别是该时期的寺院经济急剧膨胀,促进了佛教慈善事业的繁荣。其二，该时期除唐武宗时的灭佛外,大多数帝王都对佛教采取了支持和鼓励的态度。由于统治者的支持和鼓励佛教寺院往往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本着慈悲精神而开展了极为活跃的慈善活动。

　　相比而言,隋唐时期佛教慈善事业之兴盛远远超过了前代,这当然与隋唐时期佛教的极度兴盛有关。当然也离不开政府对佛教的支持和鼓励,以及佛教自身理论的发展,这都促使了佛教僧众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慈善公益活动中去。

　　该时期佛寺慈善事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表现出的若干特点在宋朝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宋朝建立后,承袭了唐代悲田养病坊的传统做法,于开封建立了委托佛寺和僧侣经营的官方慈善机构福田院,且受福田院的影响,宋朝后来在地方上广泛建立的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慈善机构大多数由寺院僧侣管理。而在明清时期,官方慈善事业与佛教慈善事业却逐渐脱离,这可能与佛教的衰落有关。

　　隋唐佛教慈善事业的作用

　　该时期佛教慈善事业是整个随唐时期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社会产生了积极的社会作用,对保持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效果。学者们在研究该时期的佛教时有持批判态度的,认为许多统治者过度俊佛,大量社会财富消耗于修建佛寺佛窟和供养僧尼。这种看法至少是片面的,事实上,统治者对佛寺的大量布施有相当一部分被佛寺用于慈善,所谓悲田者是也,从而起了救济贫病、稳定社会的作用。

　　在中国佛教慈善事业发展史上,该时期的佛寺慈善事业相对发达兴盛,对社会的调节作用也更大。广泛的慈善活动,使大量垂死的民众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和救助。诚如全汉异先生所指出的隋唐时期中国的寺院“实兼宗教与慈善团体于一身,其所兴办之慈善公益事业,对当时、以后之社会民主,均有极大之贡献（全汉异《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陈海平《隋唐佛教慈善公益事业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