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典故]清代前期苏州"官民合作"的慈善组织

2020年5月18日14:57 来源:上海慈善网

  清代前期苏州的慈善组织中存在着一种“官民合作”模式, 民办慈善组织往往能够得到官府的支持和资助,官办救助机构也同样能得到来自民间的捐助。而在这种“官民合作”模式中,官府无疑处于强势地位,民办的慈善组织接受官方资助后,便开始染上浓厚的官营色彩;而官办的救助组织虽然得到民间的大力捐助,但管理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官府手中。太平天国战争之后,苏州地方绅士在慈善组织中的作用有所增强,地位有所提高,但这些慈善组织依然离不开官府的支持和资助, 管理上也同样受到官府的监督和干预,并没有溢出“官民合作”的范畴。

  本文考察的对象是清代苏州的四种慈善组织: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 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们的规模和影响最大、资料留存最为充分,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运营均得到官府与民间社会的共同支持。本文中的“国家”主要表现为各级政权对慈善组织的支持和干预, “社会”则表现为地方绅士和商人等地方有力者在慈善组织中发挥的作用。

  作为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清代前期苏州的慈善救助事业格外兴盛。在名目众多、功能各异的慈善组织中,以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的资产最为雄厚,救助功能最为突出,它们在管理和经费来源方面,无一例外地得到地方官府和民间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 属于“官民合作”慈善组织的显例。这种“官民合作”的运营模式通过两种渠道形成:一种是由地方绅士首创,后来得到官方的支持和资助,即民办官助;另一种为官府创办,设立后得到绅士和商人等地方有力者的支持和参与,即官办民助。

  一、民办官助型:育婴堂、普济堂和广仁堂

  1 .育婴堂

  收养弃婴的育婴堂是有清一代设立最为普遍的慈善组织。最早出现于清初顺治年间的太仓、扬州、高邮等地, 至康熙元年北京育婴堂落成后,育婴堂建设开始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重视。在清政府的大力提倡下, 育婴堂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普遍设立。

  苏州育婴堂成立于康熙十五年。创办者都是苏州本地人,且大多具备功名职衔,身份当属地方绅士。除许定升外,长洲县进士蒋德、生员许王俨、吴县太学生施维宜等亦是中坚人物(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创办所需资产皆为募捐所得。康熙二十八年,育婴堂再次增建,经费依然来自地方绅士的募捐。道光十六年之后的苏州育婴堂已不再由地方绅士管理,而是由地方官府直接委派官员经营,这意味着苏州育婴堂已转变为官方管理和经营的救助机构。

  2 .普济堂

  清代普济堂最早出现于康熙四十五年的北京,以收养鳏寡孤独及贫病者为主要职能,与官办的养济院相类似。但和养济院不同的是,清代的普济堂在出现之初由民间举办,经费亦由民间自行筹措。沿至乾隆年间,随着官府大规模地调拨资产资助普济堂建设,普济堂开始出现“官营化”的倾向(王卫平《普济的理想与实践——清代普济堂的经营实态》)。

  苏州普济堂同样经历了这种发展过程。康熙四十九年,苏州人陈明智、顾如龙等仿照北京成例,创办苏州普济堂。开办所需经费皆由募捐而来,地方社会的大力支持,捐助普济堂的苏州民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身份泛杂,以致日本学者夫马进将捐助普济堂的举动称为当时苏州的一种“时髦”。由于普济堂可以弥补官方救济制度的不足,所以官方对普济堂的建设予以了大力支持。至同治年间,苏州普济堂的田产数量已达12900多亩,其中大部分为官府拨给的沙田。另外,在乾隆三年,苏州人吴三复又创设女普济堂,以“收养病妇”,原有普济堂则专收男子,改称男普济堂。女普济堂的建设同样得到了官方的大力资助。

  3 .广仁堂

  苏州广仁堂的职能为施棺助葬,这是传统社会中倍受重视的善举之一。雍正十年,苏州人费廷俞等创办埋骼会,用于“掩藏道路遗骼”(《同治苏州府志》)。埋骼会为广仁会前身。那么, 是什么原因促使埋骼会转变为广仁会呢?在笔者看来, 这和地方官府的举动是分不开的。雍正十三年,苏州知府姚孔炳在苏州六门外分置“义阡”,建立“董理掩埋”的锡类堂,“无坟无力者有归矣”。既然已有官方机构收埋遗骸,那么功能重复的埋骼会的存在似已无关紧要。埋骼会改名为广仁会后,功能随之发生变化,和官办的锡类堂有了明确分工。具体而言,锡类堂负责救助“无坟无力者”和收埋“无主之棺”,并不论死者身份,只求入土为安;广仁会则“为衣冠旧族、有地无力者而设,所以补锡类堂之不及也”(郭一裕《苏州广仁堂碑记》),救助对象是无力举葬的贫困士绅家庭,目的在于为之提供较为体面的葬礼。二者相较,无论是救助对象,还是救助办法,都存在明显差别。不过,埋骼会转变为广仁会后,其民办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在乾隆十八年时, 苏州广仁堂的直接管理者仍是地方绅士。

  综上所述, 清代前期的苏州育婴堂、普济堂和广仁堂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发展模式,它们皆为地方社会自行筹资举办,由地方绅士负责管理,属于纯粹的民办慈善组织;但沿至乾隆年间,随着官方大规模调拨资产入堂的进程,它们的性质开始发生改变,染上了浓重的官方色彩,甚至转为由官府直接管理。至同治年间,地方官员已把本为民办的普济堂、育婴堂和广仁堂与官办的锡类堂相提并论,同称“官堂”了。

  二、官办民助型:丰备义仓

  育婴堂、普济堂和广仁堂由民间自发举办, 建成后才得到官方的支持和资助,然而苏州丰备义仓的创建过程恰恰与之相反:它最先由地方官府举办,后来得到地方社会的捐助。而且丰备义仓出现的时间也较晚,直至道光年间方才设立。

  义仓一名最初出现于隋代,为我国传统社会中主要备荒仓储种类之一, 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义仓的救助手段和举办方式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其设置最为灵活多变。清代的义仓主要指由民间集资建设、由地方绅富管理、专救本地灾民的备荒仓储。但从实际情况看,义仓的设置地点千差万别,既见于通都大邑,亦设于市镇乡村。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义仓制度最为灵活,最易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所以往往因时因地而异。这在丰备义仓的发展历程中有着充分的表现。

  丰备义仓最早源于安徽,系时任安徽巡抚的陶澍于道光年间所创。因陶澍期望这种义仓可以发挥“以丰岁之有余,备荒年之不足”的作用,故称之为丰备义仓。道光十五年,已升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鉴于江南地区屡遭重灾的情况,又起推行丰备义仓之念。在和江苏巡抚林则徐会商之后,他们决定先在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的驻地即江宁和苏州两处举办。苏州丰备义仓的创建工作由林则徐亲自主持。道光十五年, 林则徐动用上年赈灾捐款余资,在苏州巡抚衙门后身建成“大小廒座十间”,并从无锡米市购谷存放,苏州丰备义仓宣告成立。苏州丰备义仓设立的消息传出后,一些热心公益的地方绅士开始向义仓捐助资产。发其端者为元和县绅士韩范,道光帝认为韩范此举“实属急公好义”, 下令将其“交部照例议叙”(《民国吴县志》)。官方的奖励进一步刺激了地方绅士的捐助积极性,韩范之后捐田者络绎不绝,义仓拥有的田产不断增多。至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占苏州之前,丰备义仓已拥有长洲、元和两县境内田产14900多亩,田租收入由此成为丰备义仓最主要的收入来。与此相应, 在太平军占领苏州前,丰备义仓一直由官府直接管理,地方士绅只能起到一定的监督和协助作用。

  综上所述, 在太平军占领苏州之前,清代苏州的慈善事业中存在一种“官民合作”的模式。一方面,官方对民间设立慈善组织的举动持支持态度,从乾隆年间开始,还开始大规模动用财政力量对民办的慈善组织予以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当官方举办救助机构时,同样能得到来自民间的踊跃捐助。正是由于得到国家和社会两方面的共同支持,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成为清代苏州资产最为雄厚、作用最显著的慈善组织。(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王卫平、黄鸿山《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国家与社会——以苏州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中心》,《社会学研究》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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