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是一个宗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组织“成为封建社会机体下的细胞群、封建王朝不可或缺的基层组织和赖以维系的支柱。”而各个大小不一的家族更是地方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在宗族制发达的近代江南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长期以来以义庄为代表的家族救济事业，遍布江南各地，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成为地方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近代以后，受内外因素的推动与影响，家族救济事业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其中地处浙东宁波的鄞东蔡氏则基本完成了近代转型，这在经济发达、风气开通的江南地区颇具意义。

　　五口通商后，作为首批从事五金、玻璃、钢铁等进口贸易而迅速完成原始积累的鄞东蔡氏，也从亦农亦商的农耕家族转型为近代工商家族。与此同时，从家族义庄到家族同宗会再到广泛参与地方公共事业，蔡氏家族救济事业也完成了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这既适应了家族转型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反过来推动了家族的转型与发展，同时对地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诸多积极的影响。

　　蔡氏家族救济事业的特点

　　首先最突出的特点救济规模庞大。这一点主要是得益于义庄创始人蔡筠，蔡氏义庄初创之时，蔡筠就将 2100 余亩土地划拨给义庄，而同时期鄞县其他家族义庄，规模最大的也仅有 1000 亩，与这些家族义庄相比，蔡氏家族义庄规模不可谓不庞大。而旅沪同宗会成立之时，当时社会大都以地区为范围成立同乡会，以一族之力单独成立同宗会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即使与各类地区同乡会相比，蔡氏旅沪同宗会的规模也是不逞多让。

　　蔡氏家族救济事业庞大的规模，蔡筠居功至伟，但是蔡氏家族其他成员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在常人看来，救济事业应该是损有余补不足，是富人拿出自己的财富来救济贫穷的人。但是在蔡氏家族却没有这个特点，无论贫富，族人对慈善的热情与参与度都非常高。这一点同宗会会费的来源可以清楚体现，4 年间，同宗会共计收到各类会费 2736 元，但是这些钱，却是经过 558 人次的捐助筹集而来，这就意味着有蔡氏旅沪族人在这四年当中进行了 500 多次捐助行为。就一个家族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高的频率。而这其中，单次捐助超过 4 元的，仅有150 人次，仅约占总人次 1/4，而剩下的 400 余人次，都是单次 2 元和 1 元的捐助。应当来说，这些捐助 1 元和 2 元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家庭。而正是这群并不富裕的普通人，却占据了蔡氏旅沪族人近 3/4 的捐助人次数，贫穷并没有阻挡蔡氏族人行善的步伐，无论贫穷与富有，蔡氏族人都是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虽然不同人的贡献程度有多有少，但是对慈善的热情，蔡氏家族却是全族一条心。也正是这种举族行善的氛围，让蔡氏家族的救济规模愈发扩展，到后期义庄甚至拥有义田 3000 余亩。

　　此外，蔡氏家族救济事业庞大的规模还体现在数量众多的受助群体上。不言而喻，家族救济的对象是与该家族有血缘关系的人员。但是，在传统的家族义庄中，并不是所有的族人都能够获得救助，传统“义庄只救济少部分人，即族中主要房的成员，而非所有族人”。这一特点在义庄助学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明清时期，在江南地区，义庄助学已经比较普遍，然而“这类受赡者虽然不排除贫穷户，但获得实惠的主要是地主富绅尤其是官绅户。”但是蔡氏义庄不一样，其全部十二班族人都有资格接受义庄的救济，并没有主房与支房的区别。唯一的不同仅局限于蔡筠一脉，为突出蔡筠一脉对家族慈善的贡献，在义庄救济中对其一脉的成员有些许优惠。虽然我们无法统计蔡氏义庄救济族人的具体数量，但是与其他家族义庄“选择性”救助相比，蔡氏义庄的“无差别”救助规模无疑是更为庞大。此外，在义学方面，只要是蔡氏族人，就能够免费进入蔡氏义学学习，但义学的受惠群体却不仅局限于蔡氏族人，对于该区域其他无处就学的儿童来说，蔡氏义学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场所。

　　传统家族义庄之所以在救济中区别对待，是因为当时维持一个人的生存成本比较高。据学者推算，在清代维持一个人生存的土地数，及所谓的饥寒界限约为4 亩。高额的支出使得传统义庄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其全面救济，因而不得不筛选接济人选。但是蔡氏家族因为家族义田众多，财力雄厚，所以并没有这类“潜规则”，所有的族人都能够得到义庄一视同仁的救济。因此，在雄厚的财力支撑下，蔡氏义庄的规模在当时社会并不多见。

　　其次，蔡氏家族救济事业持续时间长，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新旧两种救济模式并存的局面。传统社会有很多家族虽创设义庄，但是能够长存的缺并不多。如清末鄞县人士丁柏龄创办丁氏体恤会，但当创始人逝世后，义庄分崩离析，甚至请求官府保护。而蔡氏家族的救济事业，自创办开始，一直不断发展，直至新中国成立，进行土地改革，义庄失去经济来源，才停办，运营时间几近百年。在近代社会激烈变革的时代，蔡氏救济事业还能如此稳步发展，在当时社会也是鲜有听闻。蔡氏家族救济事业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蔡氏家族雄厚的财力，另一方面，与家族成员之间薪火相承的慈善理念也密不可分。

　　百余年传承，蔡氏家族的慈善事业也在社会发展浪潮中打上时代的烙印。旅沪同宗会自是不必说，自成立伊始，就明显呈现出近代慈善机构的特征，而义庄，社会发展的浪潮中，也在逐步转型，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义学的变化，早期的蔡氏义学，其目的还是为科举考试服务，其目的也是希冀族人应举成功，而民国之后，尤其是当以蔡琴荪、蔡仁初为代表的第三代成为蔡氏家族救济事业的中流砥柱之后，蔡氏义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义学也从培育应举士人转变为培养能够满足工商社会需求的人才，因而在这一时期，他们设立的义学，大都是从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全方位培养学生，这些学校的教授方法也是多种多样，而在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商者为尤多，习公及其他均次之。”

　　统筹考量蔡氏家族的救济事业，我们不难发现，蔡氏义庄带有明显的传统救济色彩，而同宗会则是明显的近代型组织。在二者共存的这段时间，以义庄保障族人生存，以同宗会促进族人发展，相得益彰，相互弥补对方的局限，共同保障家族的繁荣发展。

　　最后是女性的作用相当突出。在近代蔡氏家族中，女性地位却并不像其他封建家族一般地位低下。他们不仅建有女祠，每年按时祭祀，在慈善方面女性也颇有建树。在男尊女卑的年代，蔡氏家族可以算得上是传统社会中的“一朵奇葩”，这也可以看出蔡氏家族是一个较为开放与开明的家族。

　　蔡氏家族救济事业转型的作用与意义

　　自咸丰六年（1856 年）创立开始，到新中国土地改革结束的20 世纪50 年代初，蔡氏家族救济事业延续了近百年时间，尤其是经历了清末和民国两个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实现了近代转型的蔡氏家族救济事业，无论是对家族发展还是对地方社会来说，都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对家族来说，家族救济事业的转型，较好的适应了家族转型的需要，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与促进了家族的转型。转型的家族救济事业着力于家族成员的发展，特别是在族人教育与培训上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从而有助于提高家族成员的素质与能力，不仅有助于家族的发展，而且使他们得以自立于社会并获得自我发展。

　　对于地方社会来说，转型后的家族救济事业不仅走出封闭，面向社会，惠及外姓，特别是创办学校，惠及邻近贫寒子弟，从而培养了大量人才。近代著名学者后任台湾教育部长的张其昀，著名土壤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庆奎，国家旅游总局第一任局长卢绪章，地貌学、海洋地质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地理科学最高荣誉——维多利亚奖章获得者任美锷，日本问题专家、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五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张香山，香港大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涌港联谊会名誉会长、宁波旅港同乡会副会长邹兴培等社会精英与社会各界名流都曾先后在蔡氏义学及星荫小学就读。同时，其家族成员广泛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特别是慈善公益事业与文化教育事业，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社会发展与进步。例如蔡芳卿先后在筹备老江桥甬筹备处、四明孤儿院、鄞奉公益医院等慈善机构担任董事；蔡琴荪对宁波著名的私立学校——效实中学的创办、鄞奉公益医院贡献颇多。总的来说，蔡氏族人活跃于近代沪、甬两地，对当地的社会事务颇为热心，也贡献出了自己诸多热情与能量，无疑对当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稂与健著《近代江南地区家族救济事业的转型——以鄞东蔡氏为考察中心》（宁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