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明末以来，尤其有清一代更是盛极一时，其理念和成绩引人注目，其在实施过程中有不少成功的经验。

　　多元的慈善活动

　　与西方早期慈善活动大多由教会和商人主持不同，中国传统慈善活动的主持者更为多元，包括政府官员、在乡士绅、寺院僧人、宗族及工商业者等，而以士绅为中坚。他们建立了为数众多的慈善组织，分门别类地开展面向宗族和社区贫困成员的慈善救助活动。各个府县少者几所，多者数十数百所，触角深入社会各个角落。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慈善组织机构的数量多、类型众、人群及地域空间的覆盖面广，在救助贫困、实现慈善功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寓教化于救济的慈善理念

　　中国传统慈善理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寓教化于救济之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以儒家伦理作为慈善救济的道德标准，在慈善救济时优先考虑符合道德标准的贫困成员。如明末的同善会明确规定，救济对象必须是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人，其中孝子和节妇被当作首要的对象，其次是道德方面没有污点的贫困者，而那些“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力强壮游手游食以至赤贫者”，则被排除在外。这一点被清代出现的不少慈善组织包括宗族义庄所强调。

　　第二，对收养在慈善机构中的人要“教养兼施”，两者并重。这又包含两种含义：一是依据被收养者的身体、智力等情况，教以谋生技能，如道光年间历任江苏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两江总督等职的裕谦，在所创办的恤孤局中，除为幼孩提供食宿外，还请蒙师教授读书识字，或教授纺纱、做草鞋、作纸绽等手艺。这种做法在晚清各地的贫民习艺所中广为推行；二是对有着各种恶习的成员进行惩戒和矫正。如晚清时期出现的专门收容不良子弟的洗心局、迁善局，采取监禁、强迫教育和强制劳动等手段，以达到矫正和改造道德不良者思想的目标。

　　多重监管的慈善组织机制

　　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管控模式，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特点。就其主体而言，包括政府、社会舆论和慈善组织本身。政府的监管主要表现为主持或参与章程规则的制订、定期或不定期检查以及提供经费支持等。由于慈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英事业，地方官员、士绅是其中的中坚和骨干，而这些人大多自幼接受儒学教育，胸怀匡世济民之志，因而往往把慈善团体机构作为道德教化的场所，通过宣讲、撰写善书等方式劝人为善，培育积德行善的社会风气，重整社会道德规范，实现社会舆论的监督。慈善组织的成员在强调自律的同时，也采取多种方式加强管理，杜绝腐败。早期的慈善组织管理者分工明确，有众人推举轮值的总董或称司年、司事等主持全面工作，下设司堂、司医、司收、司账等分工负责。近代以来，受到西方的影响，慈善组织的管理制度出现科层化趋势，通过相互制衡的组织架构，建立起规范化的运作体系，如民国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和华洋义赈会等组织，即是按照立法、执行、监督三权制衡模式进行管理的。

　　取信于众的《征信录》制度

　　《征信录》其实是慈善组织的事业报告书和会计报告书。早在明末清初善会善堂的产生时期，《征信录》就已经出现，以后越来越规范。以创建于康熙十五年的苏州育婴堂为例，其《征信录》的内容包括“资粮出入，捐助多寡，以及每年收养若干、除殇若干、过继若干、现在若干”，记载了育婴堂的收入支出、民间捐赠以及婴儿收养死亡等情况。有清一代的慈善组织机构大都有《征信录》，只是其表现方式略有不同，有的书于善堂的门前墙壁，有的编成册籍出版，晚清时也有刊登于报刊的情况，而以编册出版为多。《征信录》制度一直沿用到民国年间，在预防腐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王卫平《中国传统慈善组织的历史经验》，《团结报》2020 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