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tock/lucadp供图)

　　慈善资金可以在催化公共部门向数据驱动的领导力和决策转变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随着各地政府努力应对健康和经济危机，美国公共系统的裂缝和设计缺陷暴露无遗，这些危机严重破坏了黑人居民和有色人种社区。在政府领导人对眼前的紧急情况作出反应时，他们也在沿用在造成和维持种族不平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的政府惯例、政策和制度。

　　慈善事业可以通过帮助政府领导人做出更明智决策，在加速真正复苏方面发挥独特的催化作用：帮助政府开发和有效利用“数据和证据”能力，以借助这种能力来揭示和认识社群挑战的根源,尤其是种族差异；提升政府投资的影响力以缩小种族差异；增加经济机会。慈善事业可以为政府领导人提供独特的支持，因为他们身居要职，可以重新设计和重构实现公平和影响力的公共系统。

　　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政府已练就了数据驱动的“点球成金”的能力，在化解这场危机和废除种族主义政府管理方法方面处于有利位置。虽然我们认识到,数据和证据有时可以强化偏见,我们也知道,能够获取更多、更佳信息的政府决策者可以利用数据来识别不同种族的结果,洞悉核心问题，以及聚焦缩小差异的各种资源。拥有尝试、学习和完善政府项目之技能的政府决策者，可以将资源优先配置于既能产生更佳效果，又能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项目。

　　慈善事业可以通过支持由挑战现状的政府领军人物领导的变革来加速公共部门的转型。借助这种做法，慈善领袖可以增加政府每年数万亿美元的投资影响力。鲍尔默集团(Ballmer Group)、彭博慈善(Bloomberg Philanthropies)、蓝色子午线合作伙伴(Blue Meridian Partners)、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以及阿诺德风险投资公司(Arnold Ventures)等慈善机构对此了然于心，并付诸于实际行动。通过帮助政府制定更明智的预算和决策，慈善机构可以确保公共资金流向能够对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产生有意义的、可测量的变革的解决方案，无论是提高经济流动性，减少在健康和其他结果方面的种族差异，还是解决政府系统中的种族偏见。我们需要其他捐赠人也加入其行列，并将这类系统变革列为优先事项。

　　切实可信的希望

　　来自政府的需求是强烈的，而且只会越来越强烈，无论11月地方、州和全国选举结果如何。公众越来越希望政府利用数据进行决策，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自COVID-19大流行开始以来，我们在“美国得分”(Results for America)的同事收到了大量来自共和党和民主党领导人，特别是州和地方领导人的咨询请求。面对创纪录的失业率和飙升的财政赤字，市长们想知道什么管用——为谁管用，在什么情况下管用——以及他们可以从其他城市学到什么。州长们需要帮助改善获得失业补贴的途径，强化劳动力市场体系，将失业居民与培训和新增就业岗位联系起来。州和地方教育部门领导人想知道如何防止学习效果减退，满足学生和教育工作者迫切的心理健康等需求。

　　我们以多种方式支持这些州和地方领导人，例如，与布朗大学“安嫩伯格学校改革研究所”及顶尖教育研究人员合作，制作快速周转的“复苏教育研究”简报，以帮助回答他们的问题。除了给州和地方领导人提供咨询,我们还将他们与“美国数字响应”连接,后者提供了成千上万名志愿者培训专家,与“彭博慈善基金会COVID-19地方响应倡议”连接,它给各位市长提供了联系卫生和经济专家的便利，这些专家可以提供给各位市长决策所需要的最可靠信息。

　　数据驱动的领导力和决策从未如此生动地公开展示。在大流行早期，旧金山市长伦敦·布朗等地方领导人根据数据做出的决定，被认为帮助平坦化了疫情曲线，挽救了生命。在俄亥俄州，共和党州长迈克·德温“冷静、清醒和数据驱动”的危机反应受到了该州居民的称赞，一位评论员称他提供了“称职的保守派治理的蓝图”。随着许多州放宽限制，新冠肺炎病例有所增加，公众可以通过对新病例和死亡病例的日常数据跟踪来衡量其当选领导人的决策成效。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提高警方数据的透明度，以加强警察部门的问责，并结束不公正的政策和做法，数据也在帮助推动有关早该进行的减少警察暴力的政策改革的辩论。

　　甚至在特朗普的时代，联邦政府一直在悄悄地进行如何利用肌肉记忆的证据和数据来提高影响力。根据“美国得分”分析，2012年,只有13%的提供人类服务的主要联邦项目以证据为优先, 然而，到2019年，该比例增加了一倍以上, 达到了28%。例如，奥巴马总统2015年签署的《每位学生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 Act)赋予各州和地方学区资金和权力，让它们设计自己的教育体系以满足自身需求。目前，内华达州每年在以证据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上投入超过2亿美元的联邦和州教育基金，内华达州的学校在《教育周刊》2019年教育品质评鉴报告中所揭示的，获得的收益是所有州中最大的。而国会在两党压倒性支持下通过的《基于证据的决策基础法案》(Foundations for 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Act)在2019年政府部分停摆期间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运作良好:在“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有效指导下，公务员们将其视为一种有目的地改善结果的机会，而不是一种对号入座的被动操作。（未完待续）（摩诘译）

米歇尔·乔琳（Michele Jolin），“美国得分”首席执行官和联合创始人，曾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白宫社会创新高级顾问，并担任白宫社区解决方案委员会成员。

阿维德•梅迪纳（Avid Medina），“美国得分”首席运营官和联合创始人，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副幕僚长及和平队公共参与部主任。

　　译自《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官网https://ssir.org/articles/entry/how_philanthropy_can_help_governments_accelerate_a_real_recov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