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慈善]印度的乡村图书馆──公共生活空间的开拓

2020年10月5日12:38 来源:发展简报 作者:刘健芝

  编者按

  感谢香港岭南大学的刘健芝老师授权西天中土微信首次发表写于十四年前的一个系列、六篇文章。籍此,我们尝试追溯在西天中土项目(2010年起)以前曾展开的、关于当代印度的重要观察和讨论,从而思考如何接续这些思想和经验的能量瞬间,将诸多有待深化和展望的问题向前推进。

喀拉拉系列之一(共六篇)

印度的乡村图书馆

──公共生活空间的开拓

  印度,给人的印象,是贫穷落后。

  即便你没有到过印度,你的脑海里浮现的影象,也许是沙尘滚滚的街上黑瘦的小孩伸出肮脏小手向人乞讨;在棚屋前面衣衫褴褛的老妇漠然呆坐;街角处一群男人无聊地打发时间。如果追问,这些印象怎样来的?你也许说不出来,也许会说是电视、杂志上看到的。反正,贫穷、落后、肮脏、慵懒、卑屈、无望,几乎是互通的,印度的人均国民产值在2001年只有450美元,只及我们中国的一半。似乎确实无误的数字,表述了似乎不容置疑的贫穷落后。

  我们中国要向印度学习吗?相信很少人会这样想。从五四运动提出「科学、民主」的口号,到新中国建立后要「追英赶美」大跃进,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四个现代化」,我们想学习的榜样,是现代化工业化的北美西欧。印度,不入我们的眼帘。

  今天,步入北京的国贸大厦、上海的梅龙镇大楼,时髦舶来商品琳琅满目,云石台阶高雅洁净,与巴黎纽约的百货商场无异。城市中上层的生活方式,可说紧追北美西欧了。但是,有多大比例的人口在享受着现代化的甜美果实呢?

  如果说百年历史见证了农村凋蔽困厄,如果说今天中国面对的三农问题相当严峻,如果说我们要探求乡村建设以及社会整体发展的多种道路,那么,我们要放下成见和幻象,把视野从北美西欧转向以往不屑一顾的「第三世界」,寻找适合中国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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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印度西南角的喀拉拉邦,论「贫穷」程度居世界前列,十多年前比全球排第十的穷国更穷,人均收入比印度平均水平低。但是,它却有非常宝贵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经验,可供我们参考。

  1956年,印度三个西南地区合并成为喀拉拉邦,全邦说同一语言——马拉亚拉姆语,是「山地语」的意思。喀邦人口3千3百万,农村人口占百分之80,有990个乡,人口密度在全国排第二,每平方公里有750人。一个惊人的数字:全邦有9千多间图书馆,1万2千多间阅览室。其中,隶属于「喀拉拉图书馆议会」的图书馆有5千多间,分为三类︰甲类有图书2万5千册以上,乙类有1万5千册以上,丙类有5千册以上。三类图书馆的比例是2:3:5。这就是说,每个乡大约有人口2万5千人,图书馆8间,阅览室10间。

  单是乡村图书馆的数字,已羡煞国内的友人。今年9月,我到晏阳初当年进行乡村建设运动的定县访问。今日的定州市,是县级市,人口120万。坐出租车去市图书馆,司机不知道图书馆位置。馆内冷冷清清,藏书不到三万册,每年购书刊经费3千元,十多年来未添置一本新书,只订阅一些报刊,每周借出的图书仅十来册。据说,国内不少县市公共图书馆情况相若。

  这种天渊之别,让我感慨之余,很想追问,喀邦的乡村图书馆是怎样走出来的,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又扮演什么角色。今年10月初到喀邦参加研讨会,特地询问乡村图书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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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乡村图书馆在喀邦已有60多年的历史。在40年代,还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潘力卡(PN Panicker)推广图书馆运动,每一个乡村成立一个图书馆和一个阅览室。1945年9月,图书馆联会正式注册,后来成为「喀拉拉图书馆议会」,有47个创办成员。1989年,喀邦议会通过议案,正式承认它为喀邦的公共图书馆,邦和地方政府每年拨款添置图书,管理人员大多是义务的。

  有这么多图书馆,可以想象,喀邦的出版事业十分蓬勃。1945年,12间出版社集资120卢比(今天,一元人民币约相当五个卢比),成立「知识出版合作社」,1949年与「民族书店」合并,之后的25年,是出版界黄金时期,从1960年到1975年,该合作社每天出版一本书!类似的出版合作社有十多家,但规模较小。

  图书馆林立、出版业蓬勃,意义不简单是数量上的可观。这些数字让我们窥见喀邦的社会和政治变迁,也让我们想象喀邦乡村的文化生活是怎样的。在20世纪40年代,工人、农民、贱民等运动,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重要部分,图书馆运动在民智开发和知识累积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时代变化,图书馆的作用也有改变。以往,图书馆和阅览室是乡民聚集的场所,从早上七时到半夜,有乡民来读报、评论时事、高谈阔论。一般的图书馆,会有3-5份马拉亚拉姆语报章,1-2份英语报章,几份周刊。周刊由个别乡民捐赠,报章由图书馆订购。近年来,喀邦有三千多份报刊,每个乡有乡报派发到每户,约百分之70的家庭自订报刊,于是较少人到图书馆读报,这些地方便少了以往的热烈讨论了。

  图书馆如果只是书架和书报,那么,在电子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它会逐渐被淘汰;在自己家里或在网吧上网不就行了?但是,图书馆如果是知识文化传播和再生产的支点,它便会生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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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邦的几千个乡村图书馆,并非全都活跃,但积极推广科技知识、文化活动的还是不少。在安那库林区(Ernakulam),VNKPS图书馆是甲类图书馆,有55年历史,藏书2万册,订阅8份报章30份期刊。位于三个乡中间,这个图书馆有1千名会员,三分之一是女性,另外有300名儿童会员。图书馆是三层大楼,面积280平方米,有阅览室、会议室、康乐室、儿童图书室。一名妇女图书馆员负责流动图书室,每周为200个农户送上书籍。图书馆经常与各类合作社和学术、农科机构合办工作坊、培训班,内容涉及农业、畜牧、能源、母婴健康等;图书馆自办刊物,鼓励会员写作投稿并组织辩论和研讨。馆址的活动多姿多采,有征文比赛、话剧创作表演、体育竞技活动、草药医治班等。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们小时候读书,父母老师会这样激励我们;这说法反映了民间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大致离不开对个人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追求。喀邦的民间热心者的图书馆活动,却让我们看到不同的想象,是寻求群体发展、移风易俗,特别是让占人口多数的弱势社群有凝聚发展的空间。

  在首府特里凡得琅区(Trivandrum)的柏连卡马拉乡(Peringamala),乡村图书馆作为中心,推行培训课程。首府的「发展研究学院」CDS派出研究员来柏乡,培训当地的大学毕业生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社区发展银行业务和政府福利政策等,然后由这些青年志愿者各人领导一个20名妇女组成的小组,协助小组提出发展项目,申请拨款,然后执行。项目的设计,是致力于让每个小组发展出有领导才能的人,以后不用志愿者帮助也可自行运作。

  图书馆同时设立信息中心,邀请医生、工程师、地区发展官员等参与,协助小组成员挖井、养磨菇、种菜、改善食水供应、搞小型水利设施等。每周的妇女小组聚会,让妇女畅所欲言,加强自信心。一名妇女小组成员苏达珊那(Sudarshana)说︰「以前,我不敢在公众场合说话,但现在,我们会在村民大会上坦率地讲意见。」另一妇女莎吉达(Sajitha)说︰「通过图书馆计划,我们发现集体努力可以增加家庭收入,虽然数额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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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利库努乡(Vallikunnu)位于马拉浦南区(Malappuram),是回教徒聚居的地方,妇女很少参加公共活动,1999年4月搞了一个流动图书室,将全乡分为五个小区,由五名志愿者分管,每人每月津贴500卢比;她们逐家逐户推广图书借阅。阅读习惯普及后,制度简化,在每个小区设定点借阅室。9个月内,妇女借阅图书册数2万5千本。文化上的变化悄悄地展开。

  青少年的成长也是关注点。在库马罗贡乡(Kumarakom),1995年开始设立社区读书室,约50户的学童为一组,每天早上七时聚集,做半小时眼部操,然后温习一小时才上学,晚上从7时半到9时再作温习。眼部操的音乐和动作,是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一名成员到中国访问后学来的。每个小组由一名志愿青年做导师,协助功课上的困难,也辅导青少年的成长。

  前年暑假带20名香港学生自费到喀邦访问,安排他们在村民家里住宿两三周。一名学生兴奋地告诉我,她在小小的乡村图书馆,发现有巴西著名平民教育学家保罗·费尔(Paulo Freire)的书。这本书她在修我的课时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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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条件匮乏的喀邦,竟是乡村图书馆林立。的确,可怕的不是物质上的匮乏,而是精神文化上的匮乏。喀邦的卷烟工人的故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印度土产的手卷烟,号称「穷人烟」,约六厘米长。80年代中期,印度手卷烟烟民有2亿5千万,每分钟吸烟一百万支。这个行业有约六百万全职和兼职工人。工人的生财工具只要一把剪刀、一个竹盆、灵巧的手、专注的精神。每天,帮工把烟叶磨碎筛过晒干,卷烟工人先把树叶浸湿,剪成小块,然后把烟叶平铺树叶上,快速卷成锥状,上面用手指压平,下面用线扎好。工人一天可卷6百至2千支烟,入息微薄,卷一千支烟是15卢比,相当于3元人民币。一般到45岁,手指皮磨得很薄,不能再做下去。

  这是低贱的行业,辛劳的活。但是,喀邦一些卷烟工人,几十年来有一个习惯,至今保留下来。他们忙于生计,也有人不识字,于是几千工人分成30-40人一组,每组由工人轮流专责朗读报纸和书本,让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听读报念书,一边讨论。每天晚上,各人把一些卷烟交给读报工人,让他有同等收入。

  宁可减少百分之三的收入,也要听读报。这是穷人的选择。他们没有因为穷、物质匮乏,而变得精神世界被压缩到只关心基本生存的利益问题。「穷」,不是他们的选择,但追求积极参与的精神世界,却是他们的选择,也是在于他们的选择。这是他们活的尊严,尊严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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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真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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