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书即劝人向善之书，自宋以来在民间逐渐流行，其内容包括儒家的忠孝友悌、佛教的慈悲果报、道教的积德无争等理念。善书语言浅白，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流通广泛，至清代曾“遍于州县，充于街衢”。善书多以生活事例为题材劝化世人，内容包罗万象，不仅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救济，更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将破坏生态列为恶行

　　善书通常将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分列为善行或恶行，以此规劝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约成书于北宋末的《太上感应篇》是我国最早的劝善书，其列举的善行有二十多条，恶行约一百六十多条。该书提出“慈心于物”，慈心谓慈爱之心，倡导“不独远近亲疏之人，待若同胞，即飞潜动植之物，亦视为吾与”，告诫世人“昆虫草木犹不可伤”。

　　《太上感应篇》所列举的恶行明确提到“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用药杀树”“春月燎猎”“无故杀龟打蛇”等，将肆意伤害动植物归入恶行之列。约成书于宋明时期的《文昌帝君阴骘文》教人要“救蚁”“济涸辙之鱼”“救密罗之雀”“或买物而放生，或持斋而戒杀，举步常看虫蚁，禁火莫烧山林……勿登山而网禽鸟，勿临水而毒鱼虾”等。清初的《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也教人要“戒杀放生”“利物救民”，反对“宰杀牛犬”。古代善书汗牛充栋，而尤以《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和《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三部善书最受尊崇，因三部善书传播之广、影响之大和注释之多，自清代始就已被称为善书三圣经，后世新出现的善书或对其进行图说、注释，或常将此三书刊于篇首，奉为圭臬。

　　功过格是善书的重要一类，主要将人的善（功）与恶（过），采用量化的形式进行计算统计，以此规劝世人，积功累德。功过格最初为道士自记个人善恶功过的簿册，明朝末年，功过格在民间开始流行，指导普通民众进行道德实践。在各种劝善功过格中，爱惜物命、保护生态常被划入“功”的行列，无辜滥杀、破坏自然属于“过”的范畴，功与过的大小视不同的情形有所区别。如《太微仙君纯阳吕祖师功过格》规定：“救一无力报人畜命，一功”“救一有力报人畜命，十功”“杀细微十命，一过”“填覆一巢穴，二十过”。《汇纂功过格》中规定：“劝阻一杀龟打蛇，三功”“劝化一屠牛者改业，不惜出财助其资本，准五十功外，更论钱多寡，或不必还，或不取利，另照例记功”。

　　通过报应故事警戒破坏生态者

　　人的福祸与善恶行为紧密相连是劝善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太上感应篇》开篇即道：“福祸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南宋大儒真德秀生平喜好刊刻善书，其在为《太上感应篇》作序时指出：“顾此篇指陈善恶之报明白痛切，可以扶助正道，启发良心”。善书在民间广泛传播，不仅在于其内容直白生动，更在于其宣扬的善恶报应学说贴近百姓心理需求，具有强烈的启迪意义。事实上，善恶报应理念在我国早期典籍中已有记载，如《周易》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尚书》中“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等，这些理念与后来道教的赏善罚恶和佛教的因缘业报思想结合，在善书中得以继承和发扬，对民间百姓止恶向善形成强大的驱动力。

　　善书常举破坏生态、残杀生灵遭受恶报的事例来告诫世人，应对自然界鸟兽草木怀敬畏和悲悯之心。清初的《太上感应篇图说》中曾详述一事：

　　常熟福山镇有一人，失记名姓，专好攫取飞禽，或卖银钱，或恣口腹。善用鸟铳，杀伤甚多。年四十无子，忽产一儿，头角端正，心甚爱之。此人因得子之后，改悔前非，不复打鸟。儿七岁就塾，偶因膳师之馔，复持鸟铳打取飞禽，以供饮食，日复一日。又有年余，一日其子忽患痘疹，满身紫泡，延医视之，不解何症。皮肉焦烂，每一毫孔内有铁珠一粒，如是者不计其数，哀号痛哭而死。

　　类似这样因残杀生灵而遭恶报的故事在善书不胜枚举。此外，正如这一故事中所述，个人的善恶行为不仅关乎个人福祸，更会延及子孙。所谓“近报在身，远报子孙”，在重视血缘和子嗣延续的传统社会，“报及子孙”无疑对个人具有强大的警醒和震慑作用。

　　借助民间信仰劝人敬畏天地

　　古代善书常假托神仙降笔，以民众所信奉的神仙名义劝化世人，如《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中的关圣帝君原型为三国时期的关羽，其死后经通俗文学的塑造和帝王的封赐，逐渐成为神通广大的仙人，广为民众供奉和祭祀。明清时期，民众对关帝的信奉从遍布各地的关帝庙中可见一斑。清代文人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关帝）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古代善书正是借助于民间信仰的神圣性，强化其说教内容的权威性，《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中劝诫世人要“敬天地，礼神明”、不可“宰杀牛犬，秽溺字纸”，并提出：“凡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无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若负吾教，请试吾刀”。此外，《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太微仙君功过格》《吕祖功过格》等诸多善书均假借神仙口吻劝人常怀敬畏天地之心，以增强传播效果，达到劝善止恶的目标。

　　以通俗诗歌、俚言宣扬保护生态

　　为便于传播，让文化程度不高的乡民也能知晓善书中的理念，通俗诗歌、俚言常被运用于善书中，成为劝善止恶的重要体裁。乾隆年间善书《慈心宝鉴》专门收录真德秀、苏轼、云栖大师等历史人物关于劝诫杀生的诗文，其在序言中写道：“万物在天壤间，莫不贪生而畏死。人奈何但知己之生而全不念物之死”，里面收录白居易的《戒杀诗》写道：“世间水陆与虚空，总属皇天怀抱中。试令设身游釜甑，方知弱骨受惊冲”，这些都表达了万物一体，痛鳏切身的理念。善书中所述万物，不局限于动物，也包括植物，所谓“草木尽属生灵，蛾蚁都关佛性”“毁垣而发蛰，覆巢以毁卵”等行为都应避忌。

　　除了诗文，歌谣、俚言更易于口耳相传，成为护佑生命，保护生态的劝善手段。清代善书《化愚俗歌》收录了十八个主题的劝善歌谣，“重牛犬”“宝五谷”成为其中两个重要门类。云栖大师的《戒杀俚言》写道：“飞禽鹰雀等鸟，走兽虎狼一切，世间只有人狠，射箭捕网打猎，水类田鸡螺丝，黄鳝鸟鱼鳅鳖，分明不害于人，何苦将他命绝”，语言通俗直白，在民间流传较广。

　　综观古代善书中的生态保护观，其中虽不乏一些神异的描述，但仍有不少合理成分至今具有启迪意义，如倡导尊重生命，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念。善书倡导保护生命，但并非杜绝人类一切正常需求，而是主张遵循自然规律，适度利用自然资源。《太上感应篇》中提出“是道则进，非道则退”，衡量是否符合“道”的重要关键是天理和人心，所谓“顺天理合人心，坦平正直即是道也。逆天理，拂人心，荆棘险岖，即非道也”。譬如前述的“春月燎猎”，因燎猎滥杀虫豸无遗，且春月正是草木复苏，鸟兽繁殖之时，“天方生之，我辄戕之”，有违天道。

　　日本学者酒井忠夫指出，善书“表现了宋以后中国民众的主体性规范意识”。善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近千年，其曾对民众的日常行为和观念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至今仍或隐或显的存在，深入研究善书中的慈善文化，全面挖掘其内涵，汲取其中的积极成分，对构建当代慈善文化，促进当代慈善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程伟《古代善书中的生态保护观》，《慈善》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