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权力网络

　　根据郝红暖的研究，区域的慈善网络共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慈善组织在建立过程中各力量的分配关系；第二层次为该区域内不同种类的慈善组织之间形成合作与独立关系；第三层次即不同区域内部慈善组织之间的相互独立或合作的关系；第四层次即该区域中慈善组织在运作过程中体现的区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中第一层次中慈善组织的建立过程是后三层关系形成的基础。

　　第一层次：慈善组织在建立过程中各力量的分配关系。慈善组织在建立过程中的力量分配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以妇女救济类慈善组织为例，妇女救济类的慈善组织模式主要源自家族的义庄制度，与其他类型的慈善组织相比，妇女救济类慈善组织最能表现出家族主义。因此家族是妇女救济类慈善组织的最主要支持者。与妇女救济类慈善组织不同，育幼类慈善组织在运行过程中的官方性特点明显。不仅体现在国家政策的号召对慈善组织的修建，更体现在州县中地方官的直接参与和经费的支持。

　　第二层次：该区域内不同种类的慈善组织之间形成合作与独立关系。以清代四川地区的妇幼类慈善组织为例，清代中晚期四川地区92 处单一育幼类慈善组织与45 处单节妇救济类慈善组织之间基本无交集。区域内部的慈善组织之间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尽管如此也还是会出现不同种类慈善组织的合作状态。比如清同治四年（1865 年）潼州府三台县便出现了以育婴和恤嫠为职责的育婴恤嫠局。光绪十五年（1889 年）绵州绵竹也出现了以恤嫠和育婴为职责的恤嫠育婴局。

　　区域权力网络的第三层次是指不同区域慈善组织之间的联系。由于古代交通的封闭性特点，不同区域之间往往是相互独立与封闭的。慈善组织的受众范围也往往集中在本区域内。民国以来，随着各区域之间联系的相对便利以及各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协调日益增强，不同区域内的慈善组织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密切。民国26（1937年），旱灾特重，由财政部次长徐堪，批款商请慈幼协会，在三台设立灾童收容所。收容灾童以一年为期，期满分别遣归。收容所原计划收容灾童400 人，4 月开办后至8 月未收足额，又增收盐亭、遂宁部分灾童。在重大灾难面前，为了避免资源的浪费，不同区域之间展开了区域之间的互助与合作，同时也扩大的慈善组织的规模。

　　慈善组织的权力网络的第四个层次，即区域内部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拥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因此，任何慈善组织的运作和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需要国家的支持与默许。政府提供的经费支持就是最有利的保障。另一方面，为避免慈善组织的发展脱离国家的控制，慈善组织在具体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往往需要在官吏的监督下运行。

　　区域慈善圈

　　区域慈善圈主要是指该区域内的慈善组织影响范围的大小。重庆和成都作为四川最重要的两个中心城市，其所处的川中和川西，构成了四川的两个基本的经济区域。重庆作为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的重要港口城市，对外联系便利，商业发达。成都平原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基础雄厚，经济发展稳定，更是四川省的省府，行政级别高，政治优势明显。因此两地妇幼类慈善组织不仅数目多，组织内部被救济者亦较众。除此之外，宜宾、资州等城市因处于沿江沿河地区，交通便利，故而妇幼救济类慈善组织数目在四川省内均处于前列，影响范围亦较广。而川西边区等地因自然环境恶劣，交通闭塞经济发展也相对较为落后。因此妇幼救济类慈善组织的数目较少，其辐射范围也偏小。

　　大城市的救济辐射范围大是妇幼救济类慈善组织的一大特点。妇幼类慈善组织尤其是育幼类慈善组织一个主要的缺点就是太集中在都会内，而无法拯救乡间和较偏远的乡镇内的弃婴。为了补救这方面的缺失，在比较富庶及都市化程度高的地区早在康熙时期已开始发展较为复杂的运婴网络，以救济更多贫苦地区的弃婴。比如，清道光五年（1825 年），铜梁县广仁堂，由当地知名士绅关作圣等人筹建，地址设安居镇，个别乡（镇）设有分支机构，以保障乡镇地区的婴幼救济。民国二十年（1931 年）七月一日，成立了“犍为县救济院”。院长肖承泽、副院长鲁绍周，同年先后成立了五通镇、西溶镇、磨池乡、竹根镇、牛华镇五个分院。开办了育婴所、妇女教养所、施材掩埋所等。尽管如此，乡镇内的慈善组织条件较为简陋，且无法满足偏远地区的救助需求。因此，通常作为中转机构，理论上仍是被送到县城和都市中心的慈善组织。（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张静《清代民国四川地区妇幼慈善组织时空研究（1736-1937）》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