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詹妮弗·摩根女士（Jennifer Morgan）从2016年起与邦尼·麦克迪米德（Bunny McDiarmid）共同出任绿色和平全球总干事一职。作为一位资深环保主义者，摩根女士曾担任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项目全球主任、第三代环保主义组织（E3G）全球气候变化项目主任、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全球气候变化项目负责人。

绿色和平组织全球总干事詹妮弗·摩根女士

　　2019年5月7日，中国发展简报英文主编Gabriel Corsetti（吉祥）在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对摩根女士进行了专访，以下内容为访谈实录：

　　发展简报：请您介绍一下绿色和平组织在未来几年内的全球策略，以及您在组织中的工作领域？

　　摩根女士：当然，谢谢你的采访。绿色和平在全球主要有两个首要工作重点：一个是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将全球平均气温升高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另一个是阻止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这两点在许多方面上是相互关联的。三年前我们已经启动了一个十年的长期计划，在计划中，详细列出了如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和做出改变的方法。

　　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长期工作，但按照我们的理论，我们不该太过注意小事情，例如去要求某个特定的燃煤电厂关闭，应该真正从根源入手解决问题。就像在美国，我们可以找到是谁在为竞选活动提供资金，并从此处解决问题。

　　有的人可能不认为这和环境运动相关，但当你了解到美国化石燃料产业是如何资助国家竞选并影响政策制定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上述的例子了。此外，另一个人们需要理解和努力改变的问题根源则是贪污腐败。

　　我们计划中还有一部分是建立合作关系。虽然绿色和平仍然会继续独立完成一些项目，但对我们来说，与其他组织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这包括本地的和全球的，环境的和其他类型的组织。我们要成为连接社会和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桥梁。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的主要目标是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停止森林砍伐，但同时也要努力协调和解决利益和权利之间的冲突，阻止环境破坏。

　　在很多社会中既得利益在决定着事情的发生，但我们认为应该让受影响的人更多地参与进来，而不是让得利者做所有决定。思维模式的改变作为我们战略中另一部分，和过去相比变得更加重要。

　　尽管它很难做到，但我们必须付出努力去做。例如在“我是造物主”（make something project）的项目中，我们试图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从给他人买礼物转变为给他人做礼物。我们举办了很多“我是造物主”工作坊(make something day)，最近的一次是在黑色星期五，一个重要的购物节日。

　　我们所做的实际上是将人们从作为一个消费者的心态转变为一个看重集体的心态，让人们更加注重团结合作而不是个人主义，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我们特意抓住一些非常基本的价值观和心态，因为想要根本改变，我们必须试着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日积月累实现改变。

　　发展简报：绿色和平在中国已经有17年了，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的主要成果吗？

　　摩根女士：这些年在中国，我们在很多领域都开展了工作。我们最大的一些成果来自于企业倡导。比如说，我们曾开展过污染防治“去毒”项目，试图让供应链和产品更加环保，并让有害化学物质不进入生成过程。已有70位供应商和品牌向我们承诺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化学物质。我们还发起了另一场拯救森林的企业倡导很多木材加工巨头，例如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APP),都已经对阻止森林破坏做出承诺。

　　我们在中国企业方面确实已取得了不少成就。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开展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幕后工作，推动研究和分析以提高公众对可再生能源的认识，为企业家搭建孵化器平台和支持绿色能源和生态农业的发展。

　　此外，我们的工作还包括阻止生态破坏。在森林地区，我们着重宣传了非法采矿和伐木活动的危害，并成功为一些地区建立了保护措施。同时，我们也在大力支持政府的生态红线政策及其实施。这些就是我们在中国开展项目例子。

　　发展简报：您认为绿色和平在中国开展活动的方式和在其他国家的相比不同吗？在近几年中，中国绿色和平主要通过申请“临时活动”备案来开展活动 。您认为这种工作方式的主要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摩根女士：每个绿色和平组织的办公室都有不同的政治和法律工作条件，所以我们在中国采取的方式将不同于我们在德国或南非所采取的方式。我们在中国的工作更集中于研究分析和公众意识教育，但同时我们也致力于提供解决方案。我们现在已取得的28个临时活动备案促使我们在中国学习到了更多。

　　申请备案的好处是，它加强了我们与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合作。在共同工作中，我们常常能与中国的伙伴进入更深层次的对话和合作。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非常相信合作。

　　我认为申请备案带来的好处是长期的，因为它让我们与不同的合作伙伴之间相互理解。但于此同时，它带来的缺点则是行政管理成本。我们需要很高的成本来安排和推动工作，这也会导致更低的效率。这是我们目前看来的最大缺陷。

　　发展简报：您之前提到过绿色和平在全球的两大目标分别是将温度升高控制在与工业化前相比1.5度以内和阻止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您可以说说为什么这两个目标对人类如此重要吗？

　　摩根女士：想想我们的气候，它保证了我们生存条件的稳定，不仅仅是天气，还有我们周围的各种环境。数百万年以来，我们一直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温度范围之内，虽然随着季节变化上下波动，但一直都很稳定。

　　然而自从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化石燃料的燃烧，我们已经看到了持续的气温上升。随着气温上升，一系列的影响接踵而至，最后造成极端的天气变化。如果你想知道气候变化为什么重要，就看看世界各地极端干旱发生时，农业、粮食供给和价格所受到的影响。

　　随后，普通消费者就会受到影响，可能是价格上涨，也可能是供不应求。这同时也在影响着农民自身，关系到他们是否能在长期严重的干旱中生存下来。虽然一些国家的农民能够调整适应，但我们在模型中看到的一种是持续和长期的干旱。

　　即使在今天，干旱还在影响一些人们认为是发达强大的地方，例如德国。在去年夏天，德国的干旱让农民们向政府索取了20亿欧元的补偿。经过预测，今年甚至还会发生一场同样的干旱，这对政府还有社会而言是巨大的损失。

　　在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大量的降水。无论是降雨、极端洪水还是大降雪，模型中所显示的和我们目前所看见的都是极端降水事件，这些都可能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比如冲走人们的家园。在一些地方，极端降水还与大强度气旋等其他现象相结合，正如我们刚刚在莫桑比克看到的那样。

　　就好比整个大气能量系统被过度充满了能量，极端事件不断给当地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例如在中国，当海平面上升伴随着极端天气事件降临，生活在海岸线上的人们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平均气温升高还会带来许多其他问题，比如害虫和疾病被传播到新的地区，影响公众健康。我们要记住的是，最贫穷的人往往是最脆弱的。

　　显而易见，当你住在一个小屋而不是大公寓楼时，在暴风雨到来之时，你的房子会更容易被吹走。当你住在非洲之角并面临干旱，你又如何得到食物呢？因此，贫穷的人们流离失所，在灾难面前变得最脆弱。从目前发展的情况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地区，这会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在这些情况下人类已经很难回头了。即使我们从现在开始降低温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难以重建融化的冰川，阻止海平面上升。还有作为二氧化碳主要吸收者的亚马逊雨林，在频繁发生的森林火灾中它将可能成为释放大量二氧化碳的源头，我们无法逆转悲剧的发生。

　　这些灾害大规模爆发的临界点大约在气温升高2度左右。因此，很多人认为解决大气污染等其他污染问题就像拿起刷子清扫干净一样，我们还能回到从前的状态。然而气候变化却并非如此，当温室气体在大气中停留了太长时间之后，我们是无法回头的，我们正在为自己的子孙建立一个完全混乱的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青少年在参与全世界各地的环保活动。他们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迅速改变发展方向，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这个世界将不再适合生存。

　　说到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我们首先要意识到生态是一个奇妙的系统，它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比如说，我们主要的药物常常来源于植物。从珊瑚礁和渔场中我们也能目睹海洋的生物多样性，它是人类重要的食物来源。

　　但在我看来，自然本身也有内在的价值。人们常常花费时间让自己在大自然中缓解压力，感受当下的生活，这对人类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目前的物种灭绝速度下，大自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它给人们带来的各种好处都会受到影响。这就是我对人类为什么应该关心这些问题的解释。

　　发展简报：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设定的目标是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您认为大多数国家都在朝着这个目标迈进吗？

　　摩根女士：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会议的目标是让全球平均气温升高远低于2摄氏度，并尽可能低于1.5摄氏度。低于1.5度作为会议目标的一部分被保留在台面上。但当你决定把气温升高控制 在2或1.5度以内时，你的很多决定都会受到影响，比如要以多快的速度淘汰掉煤炭。

　　《巴黎协定》的长期目标要求我们在21世纪中期之前淘汰掉化石燃料并实现零排放，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走上正确的轨道。作为长期协定的一步，各国分别提出了一套他们所谓的“国家自主贡献”预案，但总体看来，预计的气温增长为3.2到3.6摄氏度。

　　这个预案缓解了一直以来的气温上升，但这并不足以达到低于2度的目标，更不用提1.5度了。这就是为什么巴黎气候会议有一个“棘轮机制”（ratchetmechanism），也就是在2020年，所有国家都要审查、更新或提高他们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使其更符合会议长期目标的要求。

　　今年9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也将迎来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可以在会上宣布自己加强改变决心的计划。但关于承诺及其履行是否在进程上，这只能取决于国家自身。

　　虽然一些地区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程，但在走向零排放的道路上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这是我们所面临最大的挑战。我们现在必须比之前改变得更快，这也就是为什么不断增长决心如此重要。当然，发达国家必须要带头做出改变，但每个国家也都有义务去这么做。

　　发展简报：说到这里，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很多人都开始将中国视为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中的领导者。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在推进全球气候议程和转型可再生能源方面所做的努力？

　　摩根女士：中国在《巴黎协定》的达成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巴黎会议之前，奥巴马政府和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了大量前所未有的合作，这为协定的达成提供了动力和方向。

　　但自从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会议之后（直到2020年大选后的第二天美国才能正式退出），中国作为火炬手的角色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对于多边合作重要性的明确声明已成功让世界各国间合作的巨轮在特朗普当选总统的风暴中得以平稳行驶。中国在实现其目标和可再生能源转型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多进步，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已在全球占有最大份额。

　　对于中国，目前最关键的是要加倍努力。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看到了煤炭使用和污染排放依然在增加。减少煤炭使用和排放，控制大气污染、气候变化并回到正轨不仅对中国自己的发展，更对中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力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看来，世界各国非常希望中国能发挥先锋作用。

　　发展简报：谢谢您的分享！还有什么内容您需要补充的吗？

　　摩根女士：我想说的是，绿色和平在中国已经有17年了。作为全球总干事，我尽可能多地来到中国，了解正在发生的事，并尽我所能做出贡献。我认为中国现在正在发生一些非常令人兴奋的事，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所发生事情的理解常常被简单化了。所以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是我们开展工作的重中之重。（任真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