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在老龄社会的初级阶段，而日本已经是资深阶段了

　　社会学对于老年化社会有三个阶段的定义描述：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7%-14% 时被称为“老龄化社会”，到了14%-20% 则被称为“老龄社会”，而超过21% 就被称为“超老龄社会”了。

　　2015年中国总人口超过13.6亿，其中60周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2.1亿，占总人口的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2016年60周岁及以上人口2.3亿人，占总人口的16.7%；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003万人，占总人口的10.8%。从数据上来看，我们已经处在老年社会的第一阶段“老龄化社会”了。而低生育率和90后人口数量断崖式的减少则让人口专家忧心不已，尽管中国已经努力开放了“二胎”，但以之前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生育意愿一旦下滑就很难挽回，中国未来的二十年，将会逐步步入更深结构的老年化，是可以预见的未来。

　　但别太害怕，我们的邻居日本，比我们更早进入到这种状态。

　　1970 年日本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到1995 年则晋升为老龄社会，2007 年则步入超老龄化社会。2015 年9 月日本总务省发表的数字发布的老年人占比已经达到了26.7%，甚至连80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已经超过了7%，日本厚生省人口研究所的预测是到2035 年时日本65 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比例会占到1/3。

　　所以去过日本旅行的人群多半会惊讶的发现，和国内状况不大相同的是，工作日的日本街头，多是三三两两结伴的老年人在晃悠，毕竟青壮年都在上班，只有家庭主妇和老年人才会在街上活动。到了日本才发现，这是一个如此多老年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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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打磨出来的“银发经济”，使得他们的平均寿命连续20年排名世界第一，是当之无愧的养老宜居地。

　　尤其是日本的养老产业， 经过政府、行业、商业机构的不断磨合，已经成为非常成熟的服务产业，本文将带大家一起来看看，日本的养老产业是如何分布和发展的。

　　基本的养老保障分为三个层次，特殊人群的费用由国家承担

　　经过数十年发展，日本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

　　第一层次为国民年金（又称基础年金），覆盖全体国民，凡20岁以上60岁以下、在日本拥有居住权的所有居民，都必须参加国民年金保险。又分为养老年金、残障年金、寡妇年金、母子年金和遗孤年金5种。

　　根据《国民年金法》，所有参加保险的公民都必须缴纳保险费，在缴纳一定年限的保险费后才能受领保险金。但对一些特殊对象，如无收入的老人、单亲家庭、残疾者、5人以下小工业者的被雇佣者等，则采用非缴费型福利年金制度，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

　　第二层次是与就业收入相关联的雇员年金制度，按照加入者职业的不同，又可分为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其中覆盖5 人以上私营企业职工的年金称为厚生年金，而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公营企业职工、农林渔团体雇员、私立学校教职员工参加的年金则统称为共济年金。截至2008 年底，厚生年金加入者为3379 万，共济年金保险加入者为457 万，凡是加入第二层者全部自动加入第一层国民年金。

　　第三层次是可以任意加入的养老保险，主要是私人机关经营管理者的职业养老金或公司养老金，包括厚生年金基金、适格退职年金、国民年金基金等种类，加入的条件是以加入了第一、第二层次养老保险为基础。至2008 年底，厚生年金基金加入者为525 万。

　　第一、第二层次的养老保险均由政府来运营并且带有强制色彩，人们通常称之为公共养老保险金，第三层次可由企业自主运营、公民自主参加，因而被称为非公共养老保险金。这样“三层并行”的基本机制，保证了全体国民都可以找到契合自己需要的基本养老保障。

　　在基本的养老保障实现之后，65岁以上的日本人是如何养老的呢？

　　也有三种主要的形态并行存在：（1）养老院（2）居家养老（3）社区互助。

　　（1）日式养老院

　　很多日本老人会选择住在养老院。日本政府将养老设施分为多种类型，包括短期居住型、长期居住型、疗养型、健康恢复型等，其中政府在全国建设了约3100 处健康恢复型养老设施和约3700 处老年疗养医疗设施。

　　此外，由于中等收入阶层的老年人对于生活质量有较高要求，以及一些特殊群体老人有个别需求，不少企业建设了个性化的商业养老院。

　　在日本，各种商业养老院数量已超过2000 家，每家平均拥有50 间以上住房，入住者的人均居住面积大多不低于18 平方米。在无需特别看护的情况下，入住费用通常不会高于当地中等地段租房居住的费用。

　　日本政府企业在建设养老设施时，十分注意专业化细节，如住宅居室设计、家居用品设计、餐饮配备、看护和服务人员培训等。由于每一个专业问题都涉及更为深入的细分领域，养老院的主办方往往将这些细节外包给专门企业。因此养老设施社会化建设和运营的过程，带动了一大批“老人用品专卖”、“老年餐饮专营”、“老人之家管理咨询”、“养老服务人员培训”等行业企业的发展，催生出一个以养老设施为核心的“养老院经济”产业链。

　　例如，著名电器松下集团开设的养老院，就充分运用了数字技术，让老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怀。

　　比如，每一位老人都会佩戴一个“定位仪”，拇指粗细，无论走到哪儿，控制中心都能找到老人。如果老人遇到危险，只要一摁按钮，护理人员马上就能赶到。

　　在房间里，老人的床脚处也装有一个探测器，如果老人夜晚睡觉不慎掉下床，探测器会自动报警，通知控制中心。床单夹层也有探测器，探知老人是否大小便失禁，床单浸湿。厕所里，马桶盖和马桶座专门漆成不同颜色，防止老人弄错，入厕时间如果过长或有异常反应，头顶上的探测器会智能分辨，通知控制中心。老人抬手可及之处，有一个拉环，一旦需要可直接呼叫。

　　房间的书桌上，放着一台传真机大小的液晶显示器，机器右上方装着一个摄像头，这是一个远程医疗终端。只需触动液晶画面，老人就可进行简单的自我测试，比如量血压、测脉搏等。测量的数据会自动记录在机器内，一摁发送键，数据就发送到了医疗中心，那里的大夫看完报告后，可以和老人通过可视电话通话。

　　这家养老院费用并不便宜。“香里园”提供的标准价格是首批入住缴纳1800万日元（约合108万人民币），以后每月25万日元（约1.5万人民币），一直到老人去世，医疗费、个人消费、理发等费用另算。尽管价格如此高，床位依然供不应求。

　　（2）居家式养老

　　尽管如今的日本，老年人是最为富有的一个群体，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人掌握了全日本50%的储蓄，再加上优厚的退休金和年金，很多日本老人退休后的生活相当滋润，但同中国老人一样，对于受东方文化熏陶的日本老人来说，能够“死在自家的榻榻米上”才算是比较像样的晚年。

　　而且，养老院一般建在郊外，亲人探视不方便，老人也有一种“被社会遗忘”的感觉。因此，日本养老的重心也逐渐向居家养老偏移。2000年，日本开始实施护理保险制度，主要的内容就是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包括上门护理、上门帮助洗浴、日托护理等多种项目。

　　这样，原先的养老院越来越多地被“托老所”取代。家人如果上班、或者出去旅游，都可以把老人托付在这里，回来后再接走，在一定程度上既不加重家庭的负担，又维系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服务的质量也有保证，精细的日本人一向不缺乏对用户需求的把握，通常，托老所房间进门处会有插拐杖的地方，为了防止老人着凉，椅子上会缠上布垫子。每天有专门的营养师调理食品，吃饭前还有专门的护理人员带着大家做食前操，“啊、啊”喊两下，促进咀嚼。

　　目前，为了争夺客流，一些具有商业色彩的托老所还打出了“特色服务”，例如，有些机构会强调他们主要“针对老年男性”，器械技能训练为主；有的会强调他们“针对失智老人”，有的日托所则强调自己的煲汤“有营养”。

　　中日两国居家养老措施的最大差别，一是日本居家养老是以护理保险制度为基础，老年人利用居家护理服务时自己只负担10%的费用。我国居家养老，所利用的服务都需要自费，老年人负担很重。二是日本有专门支撑护理服务的专业职称及资格考试，专门人员等。三是日本居家福利种类很多，居家服务分13大类，而社区服务种类达6种。我国虽然近几年发展了社区老年护理，但很多流于形式，缺少实质性的服务。

　　（3）社区互助

　　1995年，日本横滨市一个名叫“互助·泉”的社区互助组织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老年人和残疾人在吃饭上都存在很大困难，为此，这个组织开始提供餐饮配送服务，他们设立了一个餐饮制作场所，专门为此类人群售卖廉价的便当。截至2004年3月，该组织年配送便当三万多份。与此同时开展的还有“接送服务”，于是，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得以乘坐组织的专车，走出长年闭门不出的家。由于其高度的公益性，“互助·泉”得到了当地居民的认可，组织几乎所有相关设施都是在居民们的支援下建立起来的。

　　在日本，这种活跃于民间的非营利组织还有很多，由于扎根民间，他们对政府触及不到、又为人迫切需要的服务往往有着第一手的观察，并能寻找第一时间的解决之道。更重要的是，这种组织往往还有上下沟通的作用。例如，活跃在川崎市的“玲之会”，是一个由家庭主妇组成的非营利组织。平时，她们除了组织老人唱歌、做游戏、做手工、健康讲座等，还会通过一个名为“Diamond club”（钻石俱乐部）的活动，联系不同社区的志愿者和老人，了解他们的需要，并试图传达至相关部门。“互助·泉”组织理事长吉川则子也曾向横滨市政府递交了一份关于推动社区建设事业的提案，并被采用。

　　而对于这些无孔不入的民间组织，日本政府没有采用“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的态度，而是积极协助其发展，1998年日本颁布了《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一番“促进”后，很多对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的民间组织应运而生。

　　虽然日本的养老制度健全、社会福利水平高、养老经济发达，但仍然存在不少挑战，首先是贫困人群的不断增加。

　　富达基金日本公司今年春季的调查显示，日本50岁至59岁的男性中，超过三成没有为退休生活做任何储蓄，可能导致老年生活陷入困境。

　　在该年龄段的男性受访者中，储蓄额为零的比例达32.1%，较2013年升高3.9个百分点，女性为28.6%，也上升了5.2个百分点。富达基金退休和投资教育研究所所长野尻哲史指出，零储蓄人群增加的原因之一是非正规劳动者的增加，建议“收入越少就越该尽早开始以零存整取等方式储蓄”。

　　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下辖的财团法人“护理劳动安定中心”8月11日公布的“2013年度护理劳动现状调查”结果，日本56.5%的护理机构缺少护理人员。在短缺原因中，68.3%是“招聘困难”，其中又有55.4%认为“工资过低”是主因。

　　而由于老龄化过高，年轻人太少，1990年日本国民年金参保者和养老金领取者的供养比为5∶1，到了2009年已经下降为1.8∶1，预计到2060年会收不抵支。也就是说，今天的日本青年，当未来成为老人时，很可能没有人供养了。于是，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拒绝再缴纳养老金。为此，日本政府已经被迫进行了多次养老金改革。这个已经给予国民高福利待遇的国家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把高福利继续下去。（任真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