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手抄本《孟氏祠堂济贫规》为例，着眼于孟氏家族慈善救助的可持续性和全族参与性两个方面，剖析了孟氏家族慈善救助以人为本的伦理特征和救助制度化、规范化。折射了晋商慈善救助的长期性、稳定性和连续性，以及救助的单一性和地区差异性的特征。

　　晋商家族慈善救助的本质

　　家族的慈善救助是一项长期的、可持续的善举。太谷县孟氏家族对慈善救助有严格的规定，并以“文件”的形式加以固化，使救助活动有规可依，方便持续地执行，该家族的《孟氏祠堂济贫规》对具体慈善救助的对象、救助方式和时间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从其记述可见一斑。“本族有年至七十无子孙奉养，亦无亲近周恤者，准服内人举报，孤贫具单开载年岁、股系、世位、住址，祠中人切查无伪，然后注册，每年给予口粮钱捌仟文，冬月加棉小袄一件，棉袴一条，分四次赴祠领取：二月十五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五日（并领衣袴）、腊月十五日，每次领钱贰仟文，其孤贫人数以十名为限（不论男女），如人数过多，俱注于册，俟前缺腾出，仅年长者挨补，不论辈行。旧制木牌十面，编号：饮、和、思、惜、福、食、德、有、余、馨。今照旧规，每人给牌一面，领钱时带为执照，或本人不能亲身赴祠，凭牌亦准领取。”

　　从民国十二年（1923）开始，又增加了“述、善、增、先、萌”五面牌照。在账册最后还有十份1954 年新立的孤贫账，截止时间是1956 年2 月。

　　从现存《孟氏济贫规》具体救助的花名册来看，本账册记载的救助时间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到1956 年，长达五十三年。但是生于乾五十五年（1790）卒于咸丰七年（1857）的孟氏三股十七代孙孟文博墓志铭就明确写到“祠堂旧有赡贫例”，可见晋商家族救助是有传承的，是一项长期的、具有长远规划的、可持续的慈善救助活动。

　　家族的慈善救助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伦理特征

　　1、申请年龄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而定，体现其救助的灵活性。《济贫规》中规定“年至七十”的老人才有资格申请本族救助，而在具体发放花名中，正常的年老者六十岁就可申请并享受救助，有残疾者可以放宽至五十岁。本救济手册中有两位残疾人，“昭毅，年五十岁，三股二十一代孙，有残疾，住本城南寺后，领有字牌，芸保送，民国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起”。由此可见，对于救助者的年龄是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而定，没有死搬规条, 真正体现了家族救助的灵活性和以人为本的特点。

　　2、救助时男女不限，真正体现其救助的公平性。本花名中享有救助的共有72 人，其中女性21 人，约占全部的三分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男女在享受本族救助上是平等的。

　　3、救助人数的增加和金额的变化，体现其救助的福利性。《济贫规》规定救助者持十面牌，“俟前缺腾出，仅年长者挨补，不论辈行。”抛开辈分，而以年纪作为补替的标准，体现了救助的真正意义。从民国十二年开始又新增了五面牌，加大了救助人数。同时还规定每年“给予口粮钱捌仟文”，在具体领用花名中，救助金额随时间和物价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从光绪二十九（1903）年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二次调整救助金额，其中民国三十六年（1947）两次调整救助金额，让本家族中的困乏者真正享受到家族的福利。

　　家族慈善救助资金来源

　　家族慈善救助是一项全族参与的慈善活动，做好慈善救助的核心是充足的资金，家族救助是全族参与的慈善活动，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1、家族的族田或义田收入是家族救助的主要收入。族田是全族共同财产，族田收入主要用于族内祠堂的日常开销、祭祀、济贫、助学等，济贫支出比例的大小是衡量一个家族文明的重要指标。

　　2、家族成员的个人捐献是家族救助资金的有力的补充。家族成员或经商成功或致仕做官之后都存有体孤寒、馈乏者的仁人之心，会拿出资金、俸禄或田地、财产等来救助贫乏者，这部分资金是家族救助资金的有力补充。

　　3、家族产业出账获息是家族救助基金的有益渠道。出账获息是指把财、物出借或出租给商铺或是他人，获得利息，利用钱生钱的办法让家族救助资金用之不竭。

　　综上可知，晋商大族之家以赡养寒族为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对生活困乏者做到了饥者给食，寒者给衣，病者给药。同时各种渠道的资金来源让家族救助资金如有源之水，延绵不断，让更多的贫困户享受到了家族的救助，增强了家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晋商家族救助的特征

　　结合《孟氏祠堂济贫规》和其它一些史料，可以看出晋商家族救助具有以下几种明显的特征：

　　1、救助的长期性、稳定性和连续性。从《济贫规》可以看出，家族救助是一个操作性实践性较强的工作，它几乎贯穿整个家族从兴盛到衰落的全过程，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它不同于受灾赈济的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的时效性，而具有长期的、稳定的、持续的特征。

　　2、 救助的单一性和地区差异性。家族救助只限于一族之内的孤、独、寡、鳏以及失去劳动能力的残障人士，既救急又救贫，具有一定的单一性和封闭性。对于外族之亲邻帮助，常常是“救急”而不“救贫”。一个地区一个家族的经济状况不同，对救济的规定也有差别。江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富庶之地，家族拥有数量庞大的义田、义庄，收入巨大，救助金额、救助范围就多就大。同一地区不同家族之间，财力不同，族内情形不同，救助也是有差异的，如《灵石王家敦本堂规条碑》中有每月六百文的，有冬三月给六百文的，“父至单传，家贫年至三十不能娶者，恐绝宗祠，助银十二两”，实行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族而异的救助原则。由于“国运日蹙，谷人之牵车牛远服贾于俄蒙地者损折大半”；“今年毒踰鸦片之药品，接踵东来，致多数人之精神资产胥消耗无形”；“侈靡者逸欲之媒”，等内外交困的历史、社会和自身的原因，使晋商在清末民初迅速陨落，走到了历史的大帷幕之后。然而晋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悲悯情怀和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人道主义精神将会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永放光芒。（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程秀珍《从《孟氏祠堂济贫规》看晋商家族慈善救助的特征》，科技经济导刊 2018，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