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8日9:00 来源:上海慈善网
迷思1：宗教捐赠在下降
宗教归属和去礼拜场所依然是捐赠给宗教机构的两个最佳预测指标。根据印第安那礼来家族慈善学院的慈善跟踪调查，近年来，宗教归属和去礼拜场所的下降是与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家庭慈善捐赠比例下降相一致的。捐钱给宗教会众也一直在下降，从2000年占美国家庭的46.5%下降到2017年的31%。
然而，莱克信仰与捐赠研究院院长、共同执笔人戴维·金表示，这些数字模糊了不同信仰传统的复杂性，遮蔽了宗教机构的多样性。统计资料关注的是影响礼拜场所的总体趋势，而非广泛多样的以信仰为基础的非营利组织，以及会众故事的特殊性，后者描绘了一幅全然不同的图景。
实际上 ，宗教捐赠（即使局限于礼拜场所）的变化模式显示了广泛多样性，并非都趋于下降。如果宗教捐赠的定义不限于礼拜场所，其显示了更广泛的多样性和持续的增长，这证明了宗教捐赠持续下降的迷思的虚假性。
迷思2：女性不如男性乐善好施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过去40年里，随着塑造女性慈善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角色的转变，女性在慈善事业扮演着一个独特和有力的角色。例如，统计数据显示，如今女性占据了美国就业人口的半壁江山，三十年前还只占三分之一。如今在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美国家庭中，母亲是主要的养家糊口者或共同养家糊口者。单身女性数量急剧飙升：百分之四十25岁以上的女性如今是单身的，2007年出生的孩子中，40%拥有的是单身母亲。女性社会经济作用的显著改变对慈善捐赠有着重要影响。有着更高教育、收入和家庭财务知识层次的配偶一般在经济决策中有着更大的控制权。这些因素导致更多女性领导的非营利组织和募款活动，其在非营利部门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女性慈善研究所的黛博拉·梅斯（Debra Mesch）和安德里亚·佩克特（Andrea Pactor）评论道，慈善捐赠最显著的预测指标是教育、收入和财富——如今更多的女性增加了获得这些东西的途径。研究表明，当你将财富、收入和教育考虑在内，女性更可能捐赠，并比男性捐更多的钱。男女捐赠动机上的差异部分说明了这些发现。
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参与亲社会行为，研究者常常将其归之于女性的助人动机。女性有着吸引其他女性参与慈善协作的漫长历史。例如，石油传人亨特（H.L. Hunt）的女儿丝旺尼（Swanee Hunt）和海伦（Helen LaKelly Hunt）决定一起创建“妇女推动百万人基金会”（Women Moving Millions）——一家旨在为促进妇女儿童事业筹集资源的组织。自2007年启动以来，该组织激励300多个会员捐赠了6.5亿美元，用于全球妇女儿童事业。
此外，女性像男性一样做大额捐赠。据“百万美元排行榜”，2000至2006年，女性个体捐出了1686笔百万元以上的大额捐赠——约占个人全部捐赠的31%。
迷思3：移民只取不予
为合法移民获得美国签证和绿卡设置重重障碍，外加允许进入美国的避难者数量的减少，以及部署现役军队守卫美墨边境，一直为视移民只取不予的排外成见所激化。但梅斯家族多元化慈善研究院院长共同执笔人Una Osili的最新研究认为，美国移民以各种方式，并在与出生于美国的家庭相比较的各个层面上给予回馈。
根据 “慈善跟踪调查”数据显示，在控制收入、教育、存款等变量后，移民身份对捐赠的可能性和慈善捐赠数量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影响。此外，长期待在美国与移民慈善捐赠的增加具有相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志愿参与和慈善捐赠水平会与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显示的模式趋同。统计数据显示，移民及其子女不太可能成为美国制度的负担。截止2016年，居住在美国的41%移民来自拉美国家。2015年，拉美移民寄回祖国680亿美元，远低于其他移民群体的汇款。拉美移民还捐钱给其教堂和“互助会”，后者是给移民和拉美裔社区提供互助互动的组织。
根据凯洛格基金会的调查报告，63%的拉美裔家庭捐钱给慈善组织，而整个美国家庭的捐赠比例仅为一半多一点。印第安那大学博士生杰米·古德温发现，移民支持慈善事业，并以多种方式给予回馈，即使他们没有捐钱给非营利组织。
迷思4：非裔美国人是新兴捐赠者
将非裔美国人称为慈善捐赠中的“新兴”人口已成习惯。这一措辞在有关慈善的会议和媒体报道中频繁出现。它暗示很大一部分美国人口突然开始捐赠，仿佛他们以前从未捐赠过。共同执笔人蒂龙•弗里曼（Tyrone Freeman）表示，非裔美国人参与慈善捐赠已有数百年历史。历史上，非裔美国人捐赠人包括詹姆斯·福腾（James Forten）, 约翰·麦基上校（Colonel John McKee）, C.J.沃克女士（Madam C.J. Walker）和安妮·马龙（Annie Malone）。例如，新奥尔良一个生于1810年的自由的有色人种汤米·拉丰（Thomy Lafon）资助了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地铁和当地慈善团体。据《福布斯》公布的数据，欧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捐赠了4千多万美元创建南非的一家女子学校，捐赠了4亿多美元于整个教育事业。此外，斯密森尼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名列前茅的许多捐赠人是非裔美国人，包括温弗瑞、罗伯特· F·史密斯、肯尼斯和凯瑟琳·切诺特，富兰克林· D·瑞恩斯和丹尼斯·格兰特。据都市研究所的研究，在过去数十年，非裔美国人家庭比其他任何种族更多地将其最大部分的财富捐给了慈善组织。
非裔美国人的大部分捐赠给予了非裔美国人基督教会。2015 Blackbaud研究报告（调查了半数非裔美国人捐赠者）显示，据受访者自述，在各种捐赠中，捐给礼拜场所的超过了其他任何非营利组织的分类。一连好几代，非裔美国人教会一直是传授慈善捐赠价值的主要载体。以教会为基础，非裔美国人建立了捐助宗教生活和追求自由平等社区行动的机制。这些机制包括兄弟会和社区协会共同捐助的女子联谊会，以及华盛顿特区的非裔美国人捐赠圈、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慈善影响力需求姐妹团体、全国九圣会员组织、青年黑人组织，以及回馈研究所、社区投资网络和各种黑人家族基金会，如莫宁家族基金会，吸引各种收入水平的非裔美国人捐赠者来支持非裔美国人的发展。
唯一的“新兴”现象是，主流非营利组织最近对有色人种捐赠者的兴趣。然而，如果非营利组织认真对待培育多元化社区，那么他们必须通过其组织致力于多样性和包容，以及奉献时间、资源和注意力于以自己的方式来辨别、劝募和管理非裔美国人捐赠者。将非裔美国人捐赠者作为更广泛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来看待，将会持续影响其捐赠行为。（未完待续）
摩诘译，译自《斯坦福创新评论》2019秋季刊（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 Fall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