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作为一个崛起于明末清初的商人集团，热衷于民间慈善活动，宗亲慈善是其重要的一方面。族内宗亲救助慈善思想是主张同宗子孙摈弃亲疏，对家族内之人一视同仁地养老、慈幼、济贫的思想。著名学者吕思勉认为赈济义务最初是由宗族承担的。又据费孝通先生的乡村差序格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存在等级，且人际交往有等级差别的社会，宗族内的人应该是晋商从事慈善活动首先涉及的群体。

　　一、宗亲慈善的内容

　　明清时期晋商对同族贫者的有组织且制度化的救济、扶助是通过义庄来完成的。义庄是以义田为主体、以赡养贫困族人为宗旨的宗族共同体。但义庄有仓库、宅第、宗祠、义学等建筑物，有约束族人的庄规。土地是义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晋中地区也有不少由商人设置的义庄义田。吴九龄，少丧父，因家贫而“服贾以养母与兄，”家世居县东大桥，“念族人日析，乃置义田，岁时祭扫，聚其族明齿教蘸，彬彬有古风也。”阎成兰，祁县人，“行工商朔平归化”，“临终复留义庄。”但是，义庄、义田在地方志中的记载还是不多见的，这就使得晋商个人的义举行为显得非常重要。

　　从地方志看，晋商对族人的接济．其内容大体包括以下的四个方面：

　　(一)济贫恤穷

　　晋商对亲族之人在经济上出现无法维持生计．而社会又无法提供生活最低保障时，往往会伸出援助之手。韩杰，“业贾游吴越，胸次洒落，绰有风致。宗族贫者，建义宅以处之，生养死葬，悉赡焉。戚友称乏，多方赈助，捐金修学为诸生，生平所积，以仗义散尽，家无宿舂。”晋商在自己宗族中的主要的接济对象是与自己最亲近的直系亲属，这也是小商人的慈善活动的局限性。

　　（二)养老慈幼

　　赡养族中没有生活依靠的或无法维持生计的老人和幼童。晋商宗族的家庭中成年男子的亡故，往往其家庭中的老人、孩子甚至是妻子失去生活来源。在当时几乎没有其他社会援助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靠宗族亲人的接济生活．而宗亲中家境比较富裕的商人更是他们投靠的最好对象。作为传统社会最低等级的商人，特别是中小商人．当他们手中拥有一定的财富后也急切地要改变自己在宗族中的社会地位，加强在宗族中的话语权，改变奸商形象，实现由富民向在乡村社会很有影响力的“绅”的转变，也积极做这些善事。如晋商李东阳，司徒里人，“父经商楚蜀中”，他也经常与其父外出四处奔波。而且，东阳“性仁厚，好济人。族中孤寡多收养，使成立。”武大德，“自幼耽诗书，以贫辍读。混迹市井问，不染习气，所获利悉以奉甘旨。父好周恤贫乏，大德体亲意，宗族之孤寡无依者。胥资给之。”晋商除了孝敬双亲之外，也经常赡养族中没有生活依靠的老人。慈幼多是指晋商对其亲属中孤儿、弃儿进行收养、抚育的行为。吴九龄“少好学，以贫辍读，父殁家益窘，乃服贾。”其兄有心疾，很早就去世，九龄“抚兄孤振铎，稍长念其聪慧，可学而不给。令其长子服农，次子经商，并立供之。振铎遂由诸生举。”李风翔，高白都人，小工商业者，“家贫捆履为业，”“有族侄名白化者，甫周岁，父母相继卒。翔抚之成立，兼为婚娶。”

　　(三)助济婚丧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是一个丧葬社会，婚丧是明清时期人们生活中的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很多家庭都难以应付，因此，晋中地区晋商助济婚丧之事是很常见的。张仰贤，大同人，“以陶埴为业”。九岁时失去父母与祖母姚氏，弟妹相依为命，“越数年，姚殁，丧葬尽礼。弟妹俱婚嫁。家资渐饶，而助人之婚丧，食人之孤寡。”古思恭，义西都人，为人孝友且恭谨，“失恃后，兄弟议析居，”分家之后“家贫难具甘旨，弃书就贾，以资奉亲。婚同母弟，嫁异母妹，皆独任之。”

　　(四)推产让财

　　在宗亲之间的推产让财，或者是其行义高古，或者是不欲为财产事导致宗亲的反目。不过多数晋商的这种行为，是因为对方生活困难，因此有周恤对方之意。聂喜珠，“性谨愿朴诚，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傍张习事，”待父母以孝闻，对待兄弟也极为友恭，“析爨时让宅不居，田仅受五之一，内外赊贷具独任之。后兄弟业中落，又代为经济，俾得温饱。”牛世尧，其父以“居积”致富，他被转嗣其叔煜，后“父殁析产，当得半，世尧取其一，两其三公诸弟。”

　　二、宗亲慈善的特点及意义

　　晋商族亲慈善活动中到处可以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子。儒家以“仁”学为核心，认为“仁者”应推己及人，即仁者爱人，应超越自我去关心他人。儒家格外强调的内容同时也构成了晋商宗亲慈善活动的主要内容。儒家重孝道和家族的传宗接代，即民间常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同时儒家又讲求以“礼”治邦，在国不能“礼崩乐坏”。在家要求人们婚丧嫁娶都要有一定的礼数．因此“养老慈幼”和“助济婚丧”是晋商宗亲慈善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儒家化是晋商宗亲慈善的显著特点。

　　晋商的宗亲慈善活动维护了山西社会的稳定同时促进了民风的醇化。首先，晋商对亲族之人的救济使得他们少了颠沛流离之苦，得以喘息生存。其次，晋商促进了善风善举的发展。晋商以自身的实际

　　行动劝化民众，同情支持那些无依无靠的族人，而参与慈善活动的晋商又受到族人的尊重。再次，晋商对族人的救济，增强了晋商集团的向心力和竞争力。族人是晋商拓展事业所依靠的基点，他们经商所用的伙计、助手、雇工多由族人充当，因此族亲慈善使得同族之人更乐于追随这些商人，为他们做起工来会更加卖力。

　　晋商从赚取资本中用相当多一部分用于惠泽族亲，救济贫困，重金资助祖宗亲人，购置族产，为宗族的聚集提供了物质基础，这就使得宗族的势力大大的扩张和巩固了。晋商的族亲慈善活动促进了唐力行先生所称作的“家庭一宗族结构”在山西社会的形成．这种结构的特点是在独立的小家庭之上还有一个强大的宗族势力。本来明清之际山西地区核心家庭占优势，与同时期的中西欧的家庭结构有相似之处。而中西欧的近代化正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家庭的贫富分化实现的；但是在“家庭一宗族结构”的山西社会，商人的宗亲慈善活动使得宗族的贫者在晋商余惠的笼罩之下，不至于无法生存。这就大大地缓和了宗族成员贫富分化之间的矛盾，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近世的山西社会能够造就“非数十万不称富”的晋商，而不能成为一个近代化的山西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师冰洁《从地方志看明清时期晋商的宗亲慈善活动》，《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9月第20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