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域文化的角度而言，两广地区是岭南文化，其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很多本区域之外的文化，这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一些中华文化以及舶来的域外文化，成为了一种典型的移民文化。而在移民过程中，两广地区社会便出现了他人有难，需要大家帮扶的情形，久而久之便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行侠仗义之风。两广地区为我国著名的侨乡，侨民众多。有些华侨在海外经商衣锦便还乡，积极投身于家乡的公益事业建设，扶危济困，慢慢地在海外侨民中形成了一种回馈桑梓的传统。因而华侨慈善事业较发达。

　　两广地区的慈善事业在古代已有一定的发展，比如育婴堂、麻风院、惠民药局、漏泽园等。进入近代，在急剧变革的社会中，两广地区首先受到冲击。传统慈善亦逐渐向现代慈善转化，作为传统慈善组织的善堂也须适应大背景的变迁。

　　两广地区的善堂善会比较普遍，但最有名的当属广州九善堂，即广仁善堂、方便医院、崇正善堂、爱育善堂、润身社善堂、广济医院、惠行善院、明善堂和述善善堂。这些善堂都是由民间力量发起结社而创办，其中最早的是爱育善堂（1871 年），最晚的是惠行善院（1900 年）。时人评之曰“今日之办慈善事业者，已成社会之一般趋势矣”。爱育善堂主要善举为“开设义学，施棺赠药，赡老恤嫠以及栖养废疾诸大端，皆议次第举行”，是一个综合性的慈善机构。如“爱育善堂前在省城地面遍设义学以教贫穷子弟，本年复在河南添设义学一所，俾无力之家皆得入学读书”。（《粤东近事》）有落魄贫病交迫之人垂毙后，爱育善堂即施棺为其殡殓。1895 年11 月，广州省城疫症流行，广仁善堂设医局，派员赠医施药，并请医生每日在城内城外为民众医病及赠草药，迨1896 年夏方才撤掉医局。1903 年春，广西大水，饥民卖妻鬻子，惨状难言。广仁善堂“倡办运米粜赈，自制救饥饼数千箩，治中药丸数千枚及各种药物于四月初一日雇轮拖米并载饼料药物”（《 全粤社会实录初编》）前往灾区一带赈济。方便医院以留医疫症及一切各大善举为宗旨，为方便照料贫苦之人而设。“原无患病垂危求医者特开方便之门，凡有往来商旅店伙工伴等，无论男妇老少，如遇危急重症及一切时症送到本院，则随到随收，医师亦即随到随诊，分别轻重以尽活人无已之怀。”（《全粤社会实录初编》）1893 年，广州发生火警，广济医院设厂施医，爱育善堂购米散赈。纵观善堂的慈善活动，对日常施济及自然灾害下的振救皆有所涉及，且各大善堂逐渐走向联合进行施赈。从中可窥探出晚清时期广州慈善事业的发达。粤地人士贯有行侠仗义之传统，对于红十字会这一具有博爱精神的慈善组织，不少人士持以肯定态度，并积极推动红十字会创立于粤。

　　广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相较于其他沿海地区受西方文明的影响晚一些。正如一位传教士所述“广西是中华帝国的所有省份中最后接受福音种子的省份，但它的新时代刚开始。”晚明时，天主教教士罗明坚于1585 年进入广西桂林传教，但很快就被驱逐出去。清初，奥地利耶稣会会士瞿纱伟也曾进入广西传教，但是在战争中死去后，传教事业也随之中止。而自康熙、雍正严厉禁教后，再也没有一个洋教士能够进入广西。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才真正开始在广西传播。1853 年，法国天主教教士马赖非法进入广西传教，但因作奸犯科被处决，史称“西林教案”。法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允许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天主教逐渐在广西站稳了脚跟。近代，最早进入广西的基督教是德国礼贤会，但其还未活动便被驱逐出境。随后，英国圣公会、美国宣道会、南美浸信会等13 个基督教派相继进入广西。传教初期，地方民众对外国传教士进行种种抵制，但在外国势力的庇护下以及教会慈善事业的吸引下，一部分群众接受了基督教会。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信奉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开办了一些慈善事业，如设立医院、麻风院、诊所为一些贫苦的患者诊治赠医施药；进行育婴恤老的救济事业，如设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抚育街头弃婴及孤儿，收容孤寡老人；遇有灾荒，则办赈施粥；开办学校，传授知识及技能，参与各种慈善救济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痛苦，并促进了广西慈善事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教会慈善是近代西方在华慈善事业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其创办的慈善机构当中，向广西传播了一些近代西方的医疗科学知识、西医技术人才，并在潜移默化当中改变了民众的传统观念，向他们传播了西方“博爱、平等、自由”的新思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而当红十字会这一西方组织带着博爱救济的宗旨而来时，这时人们对西方慈善理念已有了认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红十字会在八桂大地的传播。（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尚娜娜《近代两广地区红十字会研究 （1904—1949）》（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