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善与道德教化是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精神的内涵。鸦片战争以来，伴随民族危机的加深和传统慈善精神弊端的展现，慈善事业不再局限于救困济贫、扶弱助老，国家意识、民族观念逐渐渗透于其中，慈善事业出现新的精神内涵：注意培养被救助者“社会人”的意识以及在更广阔层面上向被救济者进行近代国家和社会意识的传播。这种追求国家富强和社会发展的新取向，是传统慈善事业向现代慈善事业转化的标志性事件，在中国慈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慈善事业转向中的国家和社会意识

　　近代国家和社会的观念，直接影响了慈善事业的方向。晚清时期的慈善事业，关注到了近代“国家”这一层面。陈炽和郑观应鉴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方今时事日非，国势益促”的不利

　　局面，大声疾呼要“ 上下一心，力为图治，亟行教养”慈善教养则为重中之重。其时列强虎视眈眈，中国根本无公理可言。以劣弱国要急谋自立，无他途，“我中国而欲谋所以振兴乎，必自振兴社会始，

　　欲振兴社会，必自提倡慈善主义”。慈善主义即利他主义，强调牺牲一己之利，共助多数人享众利，这样的结果“亦即以不利为利”，从而带动国家在世界的地位“憧然相率以进乎”。慈善家所尽力举办的慈善事业，要达到“合集此无数国家未来之国民，培养此国家将来之元气”。就是慈善事业的宣传与示信，也要以“爱国家之心为重”，从而使收养的游民、贫民之流成为国家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则“国家熙熙日进于强”。

　　晚清慈善事业跳出传统慈善注重于修身养性从而教化的窠臼，关注慈善事业的长期效果，期待社会发展、国家富强，逐渐呈现出新的精神内涵。当时，慈善与各地方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其社会性日益彰显。晚清慈善事业就是为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进行的思考。由此，晚清慈善事业以社会亟需救助人群为起点，延续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仁爱的精神理念，但又强调了救助游民以促成其自立发展，站在社会发展的角度强调贫民救助的有益于社会之效果。于此，形成了公益性的道德愿景，显示出晚清慈善事业的新精神。

　　二、慈善救助游民重在“自立于世”

　　近代以来，游民人数日益增多，成分相对复杂，尤其是游民中的乞丐、盗贼之流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引发了慈善事业对其的关注。传统社会中，慈善救助的对象主要是贫弱、病困、恤嫠、幼孤、老残等人。那些不符合传统道德理念的，如妓女、乞丐、偷盗等在日常救济中常不能从慈善中受益，除非在灾荒等非常时期才被惠及。进入晚清，游民问题逐渐常态化。广东省“游民甚多”妓女、匪丐混杂其中，慈善事业对此类人的救助也日益彰显。冯桂芬在苏州建立洗心局，救助妓女之人，其后仿效之人甚多，建立起多所此类机构。那些针对于盗贼或匪丐的慈善救济，实施“恒业以自食其力”，期许真正达到化盗贼或匪丐为良民的目的。江西省城以进贤门外普济新堂改设专收幼稚游丐之所，并“教以工艺”。湖北为乞丐等好闲失业之人，特设慈善救济场所，“招集无业游民肄习粗浅手工，所有经费拟劝中外巨商捐集，如不足数再拨官款辅助”，图谋游民能“自食其力”。实际上，妓女、偷盗之类属于游民中的特殊类别，其角色常在有业与无业之中转换。那些真正的“无业之人”，并“散在各处闲游”的游民更是晚清慈善事业关注的焦点。无业而闲游的游民，浪迹街头寻衅滋事，会导致“废众人，而害社会”。故政府积极建立起诸多慈善机构进行教养兼施。晚清时期，政府是慈善事业的重要举办者。其时游民各处露宿，而无术谋生，很容易流为匪盗。“为地方治安之计”，政府专设游民习艺所，专收游民“ 入所学习工艺”。四川政府看到游民太多，在省城设劝工总局，后又筹款把局厂推广。长春府将同善堂改办工艺教养所，搜集长春外来无业游民“入所学习相当工艺，教授浅近科学，俾出所之日人人得以自谋生活”。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创办针对贫民的救济机构，并不全为慈善性质。例如有的官员筹款修工艺局，专为“振兴艺学，探理财之秘”。政府救济游民，并不全为慈善性质的，但民间仿效政府所建立的工艺局或习艺所则慈善性质非常突出。在政府倡导和引领之下，民间性质的工艺局或习艺所在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纷纷建立，或商办，或官商联办以收养游民，民间所创立的这些机构多为慈善性质的。这些民间工艺局或习艺所为“游荡者设也”，既无“年月之限”，亦无“习学之费”，教以诸如“编鞋、麦扇、草帽、麻绳诸事”，或“刷画、刻字、织带、缝衣、制履、结网之属”。资质稍好者，还教以“浅近书算及精缎工艺”。这种民间性的慈善机构，教授技艺的目的是使得入局之人“咸得自谋生计而惠而不废，而所及者广，此贫民习艺所之所以要也”。

　　晚清时期，慈善事业针对游民的救助有更明确的指向，目的不仅仅是保持受救助者肉体的生存，更重要的是将其培养成为具有“自图于世”、“自立于义”的“社会人”。

　　三、贫民在晚清慈善视野中的“有益于社会”

　　鸦片战争以来，游民的慈善救济已经和“国家之富强”，“社会之发展”相提并论，而针对于贫民的慈善思考和实践已经拓展至更高层面，慈善救济不再仅仅针对于特殊人群，而在更广阔范围内对被救济

　　者进行近代国家意识的灌输。在近代“贫”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病，这种社会病的解决不能只是局限在特殊人群，比如乞丐、孤贫等游民之类，对那些“居有所而无业”之贫人的扶助，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这种认知与西方慈善的传入密切相关。晚清以来，西方慈善逐渐引入中国。“查伦敦贫民窟之巴纳德氏调查之所见，此等贫民全乏道德上与卫生上之思想，然仅以教育之薰化，保健之设施，仍不得谓救济最善之方法，是毋宁授以适当之职业”。这种西方慈善的教养方式，引起了国人对传统慈善救济弊端的反思，认识到旧有的慈善教养方法，仅关注物质上的救济，忽视技能培养之弊。另一方面，平等、责任等西学概念被引入到晚清慈善事业中，贫民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被重新解读。这明晰了贫民与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而形成了贫民救助层面的慈善公益理念。

　　四、公益成为慈善的社会发展愿景

　　晚清慈善事业把特定救助群体纳入到社会范围之内，彰显出慈善与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更进一步，为了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慈善事业从单纯的慈善救助延伸至慈善公益，着眼于全民素质的提

　　高，使慈善更有利于国家与社会。鸦片战争以来，西学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慈善机构也开始吸纳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其所用。晚清慈善家举办慈善事业的目的就是要富强国家，慈善组织所开展的施善举措，更是从国家振兴的角度出发，期许慈善事业能成为使国家振兴的一剂

　　良药。两粤地区的广仁善堂章程中，就提到了报纸刊布能够开启民智，“开耳目而增见识”。经元善也提出，以慈善之心创办报馆，刊发消息供市民免费阅读，从而开启民智，改变故步自封的状态。

　　近代以来，在大中城市都有自己的慈善机构。比如上海有仁寿堂，宁波有慈善实践协会，广东有爱育善堂，烟台慈善堂等等。就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各类慈善组织或慈善机构也所在多有。其时，慈善事业要有益于社会和国家，利用慈善进行救亡图存的呼声与日俱增，慈善组织或机构也就逐渐成为地方权力的维护者和地方管理者。同时，以政府为主导的救济模式无法应对传统社会的衰竭，慈善一方面救济贫弱，另一方面积极从事公益性的公共服务事业，以实现真正的自强，以东南沿海地区最为典型。

　　五、结语

　　晚清时期，慈善事业在秉承仁爱、教化的传统精神之时，逐步增添了强民富国的意义。在国危民弱的历史背景中，慈善理论界给予了慈善事业极大的关注与思考，在晚清慈善事业中，社会意识、国家概

　　念逐渐浓厚。尤其慈善事业中的国民精神，在晚清之际的中国更为迫切，慈善就是为解决国家危机而进行的努力。在近代国家观念之下，慈善事业的国民精神浓厚。“以往只在社会小团体和地区生根发芽的社会慈善精神已经冲破局限，成为中国新国民精神的组成部分”，仁爱与互助的精神“正在更大范围的国民事业中发扬光大”。利他主义精神在全社会蔓延，社会慈善精神在全社会发扬，各地人民团结起来共襄善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会大众通过“自愿合作方式”促进民众福祉，实现“公民改善”。晚清慈善事业与国家富强结合在一起，彰显出慈善事业新的精神内涵。这种新精神，表明慈善事业一改以往主要充当的是润滑剂的调解角色，转而展现出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使命理念与担当意识。（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李喜霞《国家与社会：晚清慈善事业的新精神》，《宁夏社会科学》2019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