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平阳商人秉承“以义取利、利从义生”的原则，在经商获利之后，积极在社会生活中推善行、诚义举。他们的善举活动得到了百姓的推崇和政府的奖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慈善活动的发展。

　　平阳商人，即明清时期山西平阳府籍的商人群体。明清时期平阳商人的善举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面对灾害，他们赈荒济灾，设坛施粥；面对贫苦，他们助困扶弱，安老助孤；面对公益，他们兴学育人、造桥补路；面对不平之事，他们重义直言，保乡护民。他们一系列的利物济人、热心公益的善行以及重义直言、保乡护民的义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慈善活动的发展，弥补了地方政府基层管理的不足。

　　利物济人 热心公益

　　明清时期的平阳商人在经商获利之后，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物质财富，他们本着“儒商”、“良贾”的商业伦理，积极施以援手帮助受困百姓。加之，部分商人参与地方事务的欲望也随经济实力的增长而愈加强烈，而参与地方社会活动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施行善举，通过以捐资为核心的利物济人、热心公益的善举活动，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为自身的商业活动赢得良好的声誉。

　　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灾害发生频率较高的一个时期，面对日益严重的灾荒情况，仅仅依靠政府的赈灾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民间的赈灾活动就显得尤为重要。从明清时期民间社会广为流传的劝善书中可看出，灾荒之时，民间的各种力量就被号召加入到救灾的行列中来。

　　明清时期平阳商人作为商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积极加入到赈灾济荒的行列中来。严重的灾荒困境，激发了平阳商人强烈的区域共同体意识，促使他们实行善举，赈灾济荒。商人们除了捐资救灾和设坛施粥等直接救助以外，还运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帮助困难的乡民度过灾难。

　　1、捐资救荒

　　在古代，面对各种灾害而造成的百姓流离失所，灾民食不果腹的饥荒现象，捐资救灾是常见也是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在救灾活动中，明清平阳商人救灾物资的种类主要有米麦、豆饼等充饥食物，棉衣、帷帐等生活用品以及金钱银两。在这些捐助中，商人们捐助最多的是金钱银两。在捐资方式上，商人们有的以个人名义，有的以家族名义，也有以商行集体的名义捐资。

　　2、设坛施粥

　　常言道：“一粥虽微，得之则生，勿得则死”。荒年煮粥，让饥民在生死关头生存下来，是赈济和安抚百姓的一种重要救济方式，历来被视为“闹市穷乡，皆沾利益”的救荒良策。在明清时期的救灾劝善书中就积极推崇设坛施粥这类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3、以工代赈

　　明清时期平阳商人对于灾民的救助除了捐资赈济，还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鼓励乡民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得报酬，渡过难关。如洪洞商人刘克昌“嘉庆乙丑内丙寅岁荐饥，洪赵诸县灾尤甚急……仿古人以工代赈之意，大兴版筑修本镇城堡，其他祠宇桥梁诸钜工，无论在籍、客居皆盈千累万。”（民国5年《洪洞县志》）再者，洪洞商人乔億杰“嘉庆间比岁不登，倡捐粟两千余石，并出资修废坠，以工代赈，全活甚众。”（同上）平阳商人通过以工代赈的方法不仅起到救荒济灾、救济百姓的效果，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恢复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此法需在饥荒程度不是特别严重的地区实行，即灾区能够维持基本的社会运转，并且该方法发挥效力需要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它具有长期性、持久性、见效慢的特点，对灾荒的救济起到一种辅助性的作用。

　　（二）兴学育人

　　1、捐资书院、义学

　　明清时期平阳一带的教育事业有明显的进步，特别是书院、义学的数量有明显的增加。明代临汾地区书院有十九所，到清代增加到三十七所，约占明清时期山西书院的三分之一左右，为穷困学子设立的免费教育机构——义学，更是在各个州县大量存在。关于义学，康熙五十二年规定“各省府州县，令多立义学，延请名师，聚集孤寒生童，励志读书。”光绪朝《晋政辑要》中统计，当时山西义学共三百三十三所，各州县内都设有义学。到雍正十三年仅临汾县城的义学就有七所，都是各村义民捐资修建。这些书院和义学的办理经费除了政府拨款出资外，还有大量民间私人的捐助来共同维持日常的开支。而作为经济物质财富状况相对较好的平阳商人群体就积极参与到地方书院、义学的捐资工作中来，特别是注重对义学、私塾的捐助。

　　2、资助寒士

　　古代士子读书多是为了做官，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是明清时期山西给人的多是弃文从商或是“学而优则贾”的印象。其实不然，晋商也是积极支持以及鼓励教育事业的，只是教育的观念和目的发生了变化。作为晋商的一部分，明清时期的平阳商人不仅大力支持本族贫寒子弟读书而且碰到其他英俊之士也积极给予物资上的帮助。如浮山商人齐至盛“贸易淮扬间，出入均平，公私称便，尤好义推贤，诸生有英俊而孤寒者率馈膏火以成其业。” （同治十三年《浮山县志》）再如太平商人孙宗贤“商游汴梁，所著善行卓卓……平邑寒士乡试为艰，思出己产入官永资，为己举行而没，其子有礼遵遗训，慨然乐输以成父志”。（光绪八年《太平县志》）从中可见不仅孙宗贤自己出资资助寒士而且其子孙也慷慨好义，乐善好施，资助贫寒士子。

　　（三）助困扶弱

　　助困扶弱，周济贫乏是乡村基层社会最常见的善举，它与百姓的生活十分贴近，也是受到百姓称赞，呼为“善人”、“义士”最直白的理由。因此那些慷慨豁达的商人们特别是经商获利之后有良好物质经济条件的商人们，对于村中老弱病贫等弱势群体也十分关注，常常实行各种善举，帮助困难百姓渡过难关。其中主要包括资助婚丧、济恤孤弱、施衣舍药等。

　　1、资助婚丧

　　明清平阳商人资助婚丧的方式主要是直接捐资、恵施棺木、馈赠物品、置办义田义地等；资助的对象多是“戚友”、“临族”、“里中之人”，他们大多是与商人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乡邻、亲友关系。可见婚丧大事的波及或者影响范围主要侧重于乡邻、亲友圈，而戚友更是这些贫困之人寻求帮助的首要选择目标。这也恰巧说明了婚丧大事是亲友间交往流动的重要途径和契机，古今亦然。

　　2、济恤孤弱

　　对于乡里的困难百姓，尤其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宗族戚友，有善心且经济实力较好的平阳商人往往对此施以援手。如洪洞商人李庆琨“性慈善，幼以孝闻。及长，理盐荚于雒干，富雄乡里……每至岁暮，择戚里困乏者，斟酌补助，至百数十缗不惜。”（民国五年《洪洞县志》）

　　3、施衣舍药

　　对于一些病弱无钱买药医治以及无衣避寒的贫弱乡民们，明清时期的平阳商人们也给予最直接的关心，给其施衣舍药。如临汾城区商人刘体正“晋豫齐楚间市贾不下数十家……常以施济为念，见有饥寒无告者，则推解以衣食之。疾病来乞求者，则不避寒暑必亲为诊视，施药石以生活之。”还有一些商人设立固定的机构组织来帮助这些困难的乡民，如曲沃商人仇云“幼习儒，后弃儒就贾，重义侠，慷慨好施”，在凤翔主持建造三晋会馆，馆中“设立义坟，施药饵，给棺木，广刻古训、医方。”（乾隆六十年《续修曲沃县志》）再如浮山商人张午阳“弱冠屡应童子试不售，改业为商贾游直隶天津府襄理鹾务，”曾在天津城外三河口设立救生会，“岁拯堕河者无数”，并且常常 “出资冬舍棉衣，设粥厂。”（同治十三年《浮山县志》）

　　（四）造桥补路

　　明清时期平阳商人对于桥梁道路的兴修倾注了很大心血，尤其是对经商货物贩运往来的重要道路尤为关注。这些桥梁道路等公共设施的兴修不仅满足了乡民出行的需要，提高了商人自身在当地社会的声望，并且也便利了商旅往来，为当地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对于商人来说更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因此明清时期的平阳商人们对造桥修路的善举十分热衷，他们的捐助形式主要包括：以商人个人名义主导捐修，在政府官员的倡导下以商人零散捐资和商行集体捐资等等。

　　二、重义直言 保乡护民

　　明清时期平阳商人善举的内容不仅包括以捐资为核心的利物济人、热心公益的善心之举，还反映在商人们以义为内涵的重义直言、保乡护民的仗义之举。可见明清时期平阳商人们的善举关注点不仅仅是放在对贫弱困苦的弱势群体的帮助上，而且还注重以高标准的道德姿态来要求自身求仁求义，从而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现象，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正确选择。（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樊静茹《明清时期平阳商人善举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