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记载的宝庆府慈幼养事业始于宋代。宋理宗时宝庆府贫民有弃子的习俗，于是当时的知府赵粤利用官府盈余的资金创办了慈幼局，利用其他官员和富民的捐款购买田地出租收息以维持慈幼局的运转。但根据记载宋、明时代的机构主要是由官府负责建设运营，民间及士绅参与较少。清政府入关后也很重视慈幼事务，后更是下令各直省都设立育婴堂，地方士绅也更多的参与慈幼事务。

　　清代前中期宝庆府慈幼机构主要为育婴堂，辖属各州县都有设立，但是各育婴堂经营的效果却不尽相同。本文主要探讨士绅阶层在其中起的作用。武冈育婴堂修建于建好后几经兴废，到了乾隆朝后期名存实亡，原有的房产、田地也被附近居民以及商人侵占。嘉庆年间，士绅万开燧等人向州同许绍宗提出勘复育婴堂的请求，并且主动发起募捐。修建和运营育婴堂花费的较多资金和精力，州县一级的政府都不能轻易兴办，只有在士绅提起并承诺捐款的情况下，官府才愿意和士绅一起开展育婴事业。在商议重修育婴堂后，决定让在州中有很高公信力的国子监生夏能彬总理其事。国子监生张孝光带头捐良田数亩，以倡导州人捐款。此外在清代前中期士绅阶层参与较多的育婴机构还有车氏保赤堂和邵阳县育婴堂。

　　车氏育婴堂

　　清政府官在宝庆府创办育婴堂之前，宝庆府邵阳县著名的士绅车万育就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做官回乡期间，发现宝庆府有很多丢弃婴儿的情况。于是，其就结合在外地考试和做官时所接触到育婴模式的见闻，在姜湖路口东山寺下创办车氏育婴堂，主要是收养民间被弃的子女。育婴堂共有房屋三间，有一位老僧人守屋。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在保赤堂门前的亭子里面放一个卧塌，谁家有无力喂养的婴儿就写好自己出生年月日，在夜晚的时候把婴儿放到卧榻里面。第二天早上便召集乳母的来保赤堂喂养婴儿，每个月根据喂养婴儿的人数给予乳母一定的钱物。育婴堂创办后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很多贫民都把婴儿送到堂里来喂养，贫民和乳母都得到了很多实惠。但是保赤堂的日常开销很大，以至于车万育用尽了家里各种资产的出租之收入。育婴堂在初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后期随着车万育迁居住金陵以及因文字狱带来的车家逐渐的失势而逐渐衰落。

　　这说明士绅在社会育婴事务中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缺乏一定的机制也难以保持长久的运营。这样的独立兴办育婴堂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需要车万育这样的高等级士绅的大力支持。总的来说，车氏育婴堂补充了官办育婴堂的不足，是清代宝庆府士绅创办育婴事业的开端，为后续士绅通过各种方式参与育婴事业树立了榜样。

　　谢承莳与邵阳县育婴堂

　　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中央下令各省省会首先建立育婴堂然后再推广到各州县。不久宝庆府各州县都设有官府修建的育婴堂，但大多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政令而修建，日常经营管理大多很不理想。只有邵阳县育婴堂到了道光中后期，在以县里士绅谢承莳为头的捐助和经营下的经费比较充裕，日常管理制度比较完善和严密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其首先找到了车氏育婴堂的旧址，自己出钱与曾子崧等人一起在旧址上重建了育婴堂的房屋。谢承莳等重建后的育婴堂有正屋 1 栋，横屋 3 栋，左右厢房 3 间，铺屋 3 间。后又捐钱捐田，并到处募捐钱物以使育婴堂可以开始正常运转。募捐田产的租收、捐款存入和外借的利息收入，就成了育婴堂日常的开销资金。一开始育婴堂采用的是车氏育婴堂的管理方法，出工钱雇用乳母到育婴堂喂养婴儿。一段时间后发现这样的做法使乳母在喂养过程中出现了消极怠慢等诸多弊端，就改为通过登记核实给婴儿家庭一定的钱两让他们自己喂养。此外，育婴堂的经理人有一定的财物回报。通过严格执行喂养的条例的规定，育婴堂的运营越来越正规化，资金也越来越充足，邵阳县官府还特意拨款帮助以示鼓励和重视。从道光二年（1822 年）到道光二十七（1847 年）年，通过邵阳县育婴堂喂养成活的婴儿累计达到10484人。谢承莳是宝庆府有名的士绅，公益事业的实践者热心于各种公共事务。

　　从谢承莳经营育婴堂的成功可以看出，士绅相对政府在经营上存在的更加灵活有效的优势，同时谢承莳的士绅身份、财力和经营管理都为邵阳育婴堂的成功提供了保障。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新化知县李春暄作《劝捐育婴堂示》一文号召县人为新化育婴堂捐款以重振育婴堂，由于缺乏谢承莳这样的士绅响应和支持而没有取得好的效果，最终“不果”。

　　清代宝庆府有溺女婴的习俗，官府为改变此状况推行移风易俗。官府在公示谕文中首先提出禁止溺女婴，辅助措施为提议各乡村绅耆带头捐款成立类似于育婴的基金会，禁止婆家虐待童养媳，禁止富户嫁女时公开展示奢侈的嫁妆等，尤其是多次强调乡绅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这样的移风易俗政策无法依靠官府的单一政令推行，必须要有各个乡村的士绅耆老带头遵行并监督其他民众。宝庆府士绅参与地方救济，往往和其特权以及特权来源息息相关。这些职责不仅仅是社会对士绅阶层的要求，也是其阶层的自我要求。士绅阶层的特权来源于奉行儒家伦理的王朝政府，故其职责首先就是维护儒家道统和地方安定。为了了保持特权与地方威望，士绅阶层大多热心地方救济慈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使诸多民众受益，促进了宝庆府地方社会平稳运作。（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杨健《清代前中期湖南宝庆府士绅与地方社会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