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期，中国慈善事业可说是忧喜皆备。忧的是经过一场“问责风暴”，慈善事业的发展略显碍滞，一些慈善机构收到的捐款也大幅降低；喜的则是，在应对这场风暴时，有关部门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和方法：积极回应大众的质疑，迅速推进有关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出台。而这也正是人民大众所期盼的，这样的行动和举措得到了人民大众的理解和支持。

在这些举措中，反映最为强烈的应是关于慈善组织的管理。据称民政部已有设想，将公益慈善类组织统一从社会组织中拿出来，单独由慈善司（国家级）负责，进行单独的行业监管。这一措施如何实施，还没有细则，不得而知。但这样一来，是不是还意味着，慈善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将要和政府行为区分开来，慈善机构将和政府部门脱钩，慈善和政府将各司其职。若得如此，则其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无异将是一个革命性的推动。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当前我国的慈善事业，是近年来随着社会对于困难群众的关注和帮助，逐步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在重大灾难发生后，人们的大爱精神使之得到大力推进。但不可否认，这样的慈善活动主要还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开展起来的。也正是有了政府的推动，才使得它能在这样短的时间中，得到健康的和高速的发展。但是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府的手就应该放开了。因为如果再用一个笼子罩着，慈善的大鸟就不会继续长大，就飞不起来，还有可能会受到伤害。

简单地说，这里确实有一个观念上的问题让人纠结：怎样区分政府的救助和社会的帮困。这其实不是一回事。政府的救助救济是现代政府的一项职责，是政府的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在无论东方或者西方的政府中，皆可见其一斑。而社会的帮困则是人民群众之间的互助互济，是一种出于人的社会性大爱和个体自觉的利他行为。一个是本职的“救”，一个是本意的“帮”，两者的性质是有区别的，其效果也是不同的。但是，由于我国开展慈善事业的特殊情况，我们有时是将这两者混为一谈了。在一些救灾行动中，就有把社会捐助混在政府救助中的情况。这样做既降低了人们帮困的热情，也降低了政府自身的形象。而被救助者却会导致认识错位：既不感恩于政府，也不感恩于大众。这样做的后果还为以后的灾后救助带来一定困惑。

出现这种尴尬局面，其源盖在于对两者的不加区分。而在实际操作中，人们也常常看到，政府其实是把慈善帮困纳入了自己的救助救济工作，成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基于这样的思维和行为，无怪乎一些慈善机构会“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政府部门。而政府在推动社会慈善事业时，也似乎只想到这些机构，并且利用政府的背书，为这些机构助力。

联想起来，这大概就是最近出现的所谓“问责风暴”的最重要原因。问责的核心其实就是对于慈善工作的监督。而在政府的强大背景下，这种监督显然是苍白无力的。不断暴露的慈善工作中的问题，也在不断印证这一观点。所以要彻底解决矛盾，就必须从根源上做起。有识之士高呼的将公益慈善与政府工作分开，实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之路。但从相关权威人士的讲话来看，有关部门虽然考虑到要对公益慈善机构的管理进行改革，但深入探究，恐怕还没有真正触及到上述问题。因为中国现有的官办慈善机构，还将继续保持现状。可以设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全国出现成百上千的慈善组织，那也不过是“星星之火”。拿这些组织与中国最大的慈善机构相比，其作用和影响力实在难以比肩。而更重要的，是当前“问责风暴”中所暴露的问题，恐怕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这些官办的公益慈善组织能不能与政府脱钩？这其实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只是一个实践问题。倘若这些“慈善大象”真正脱离了政府怀抱，那它就会真正回到人民大众中来，它也必将获得新生。因为只有真正回到群众中来，它们才能真正呼应群众的诉求，真正采取一切适应群众要求的措施，真正全心全意地做好慈善工作。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大众的监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到了那个时候，这些“慈善大象”才能真正产生引领和示范作用。而在它们的带动下，中国的公益慈善组织、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也必然会出现更大的发展。

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中国也应该是一个慈善大国。从汶川地震后的捐助高潮，到去年的“巴比劝善”，再到今年的“慈善问责风暴”，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次次纠结、一次次反思。矛盾已经清楚，问题已经明朗，关键就在于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而将慈善和政府分开，就是深化这一改革的龙头。我们相信，抓住这个龙头，吸收和推行国际上当代慈善事业的成熟经验，我国的慈善事业就一定会取得飞速发展。为此我们热切期待，有关方面能够抓住当前契机，坚决推进慈善事业由官办转为民办的改革，从而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大发展奠定新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