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是不受私人利益的驱使,不受法律的强制,是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感而从事公益事业的人或人群。志愿者是一个没有国界的名称,但志愿动员却受到志愿者所在国的政治体制、民主状况、文化规范及其它因素影响而体现出差异性。就中国来说,从改革开放前公共资源和社会活动空间由国家高度垄断和集中控制转向国家对资源和社会活动空间的垄断及控制的不断弱化,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的相对独立地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本文探讨的志愿动员就是置于当代中国这一背景之下,分析如何利用体制资源和社会资源来动员志愿者参与到志愿服务,以推动和促进中国志愿事业的持续发展。
一、志愿动员背景
要深入理解和把握转型期中国志愿动员,就不能抛开中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因为志愿本身涉及到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志愿者是不是具有自主性,这是志愿动员的根本性前提;二是社会是否具有可资利用的流动资源,这是志愿动员的基础。然而转型前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阻碍了真正意义上志愿者的产生。转型前的中国是“强国家——弱社会”形态,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社会公益事业皆由国家或单位组织来操作,个人在极为狭窄领域和极小的空间内发挥有限作用;民间组织已经大量消失,仅存的也趋于政治化,依赖于国家而生存。造成这种强势国家、弱势社会的原因在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迈向现代化国家的征途中重新进行了模式选择。当时有两种现代化模式摆在新中国面前,一种是欧美模式,一种是苏联模式。前一种模式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选择。在中国政权更迭时刻,中国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表现之一是高度中央集权。这种中央集权体制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管理体制三个方面。在政治上,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党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而中央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政治局、书记处,最终形成了由总书记个人专权的局面。在经济上体现为由中央政府部门管理企业,以行政命令方式来安排企业的计划和生产,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大都集中于中央政府,职工没有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也没有直接管理企业的权利。在思想文化管理体制上表现为党全面掌握思想文化领域的管理权,并且对思想文化领域实行集中领导,并对所有文化产品实行严格的审查和管理[1]。苏联模式在中国被效仿,对中国产生了长久而深远影响。专以对个人影响来论,公民个人在这种模式中,具有对国家和单位组织高度的依附性,因为国家和单位组织掌控和垄断着各种资源的所有权和配置权,个人若想获得资源,需要成为一个“单位人”,依附于国家权力延伸的单位组织。“失去了这种依附,将是一种无法承受的‘自由’,因为这意味着最基本生存权利的丧失”[2]。国家对资源控制和配置的高度垄断及个人自主性被无形之手牢牢地束缚,成为转型前中国缺乏志愿组织的主要原因。
上述以国家为核心的单一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政府全面干预社会直至个人生活的统治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变革,中国朝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迈进,主要表现为逐步摈弃计划经济时代全能政府的统治模式,选择市场化取向的有限责任政府模式,社会组织在国家中的作用日益显现。这样一来,中国的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国家对社会资源和社会活动空间控制不断弱化,社会也由过去长期被压挤在一个极小的空间而今正焕发出活力,并正在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而这种资源和机会的提供与交换,主要是以市场的形式进行的。社会之所以会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的、相对独立地提供资源与机会的源泉,则又是与体制改革所释放出的“自由流动资源”和所提供的“自由活动空间”相联系的[3]。根据民政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04年底,我国已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近29万个,其中社团15.3万多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3.5万个,基金会936个,其中全国性的约80余家,每年向社会提供的资助在40亿元左右[4]。上述民间组织活动范围涉及经济、文化、环境、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领域,承接了大量原来政府职责范围内的社会职能。正由于这些新的社会要素的出现,使改革后的中国和改革前的中国相比,“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扩大,民间组织和个人已经在社会变革中获得了相当的社会资源支配权和自主性。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由“强国家——弱社会”过渡为“强国家——强社会”需要一个较长过程,政府权力的削弱也将是逐步的,国家所集中和掌握的直接资源就当今来看仍然非常巨大,政府的权威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是转型期志愿动员所必须考虑和面对的。
同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认识志愿动员的必要性。动员是指发动人参加某项活动,它蕴涵着参与者的组织性,即需要某种组织来发动人们参与。从理论上说志愿活动应是志愿者自觉地活动,但在目前中国需要进行志愿动员,则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首先是公民志愿意识低。从2001年8月新华社提供的数字看,中国志愿者8年来累计已有8000万人次的青年向社会提供了41亿小时的志愿服务[5]。粗看绝对数字不小,但仔细分析,8000万人次不是8000万人,其中人数重复计算是不言而喻的,况且与10多亿人口比较起来,从事志愿者所占总人口比例与志愿服务发达的欧美及韩、日比较起来是很低的,从年志愿服务时间来看也只有6.4小时,每周平均只有0.12小时。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上面分析的建国后社会治理模式仍然影响着人们行为方式,与公民社会相关的价值法则如多元主义、公开性、参与性、自治性尚没有深入人心,扭曲的市场价值观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再加上地缘、血缘救助行为和观念影响,都直接阻碍了志愿精神的发展。其次,进行志愿动员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群体出现了严重的利益差别和分化。民政部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有2200多万城市低收入人口享受低保,有75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还有约6000万残疾人、1.4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需要提供社会帮助[6]。对上述弱势群体提供救助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履行好这一职责,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因为政府追求的是公民的普遍权利保证,即从最普遍的意义上关怀公民的现实生活,难于对某一个体或某一特殊群体给予特殊照顾。于是在政府体制之外,社会力量就有了发挥的空间,志愿者可以提供物质保障、服务保障和精神保障,成为社会保障的一部分;慈善公益组织可以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保障他们基本的生存权利,从而形成“政府保障能力同社会互助方式互联,政府资源同社会资源互补,政府行政力量同社会动员力量互动”的局面[7]。再次,社会发展使得社会成员和社会单元需求日益多元化,只有通过志愿服务才能满足这种多样化的需求。如在国内及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技术合作等项目中,志愿者可以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扶贫开发、扫除文盲、免疫及环境保护等领域,需要志愿者大显身手;在教育、科技、文化“三进巷”活动中,需要大学生志愿者支持;国内、国际大型活动的举办离不开志愿者的广泛加入;而环境恶化、吸毒、艾滋病等全球性问题治理也依赖于志愿者的参与。
可见,志愿动员有其必要性,而转型期中国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特点又决定了志愿动员必须考虑到体制内资源和体制外资源在动员中的双重影响和作用,这是中国目前志愿动员不能忽视的因素。
二、志愿动员方式
转型期通过何种方式动员人们参与志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公民社会成熟的国家,志愿动员毫无疑问是按照社会化方式来运作。但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公民社会尚在构建中,国家对资源垄断和个人空间的控制还有很强的穿透性与渗透力。在这种背景下,进行志愿动员就存在着路径选择。根据目前中国志愿动员情况分析,主要有两种方式:社会化动员和半社会化动员。社会化动员是在政府允许下或政府不了解、不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半社会化动员是在政府支持下进行的,其活动也主要围绕着党政部门工作需求而开展。下面就两种动员模式分别展开论述。
1、社会化动员
志愿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一种组织形态,其进行动员的理想形式是社会化动员,即动员的对象是直接面对匿名的大众,动员者缺乏对被动员者生存所必需的资源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被社会化动员方式起来的参与者,之所以选择参与,是因为他们认同了动员所提供的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信念。在决定是否参与时,被动员者有着相当大的自由度,他们不会因为拒绝参与而遭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8]。在全能政府时代,这种完全依赖社会化进行的动员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逐步增加的转型期,进行社会化动员成为可能。比如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就是一例。在全能政府时期,我国的环保工作主要限于政府主管部门和环境专业工作者,公众即使参与也只是作为一项政府安排的任务来对待,真正自愿参与意识是很低的,而1994年成立的“自然之友”则认为,只有极大地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使环境保护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使命和责任,在公众中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型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才能在我国实现。因而,“自然之友”便直接面向公众,所有关注并愿身体力行地参与我国环保事业的朋友,都可以申请成为其会员,参加它所举办的各种环保宣传活动[9]。如今,“自然之友”已是中国志愿者组织中享有名气的草根组织,它所走的就是一条社会化动员的路子。再比如“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简称“地球村”)同样是一个致力于公众环保教育的志愿者组织,它成立于1996年,2004年时已有正式注册的志愿者上千人。“地球村”成立后摄制的《环保时刻》在中央电视台第7频道连续播放5年,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它所策划的一些在全国产生影响的大型活动如《千万个绿色志愿者在行动调查承诺卡》和“中国可持续消费论坛”使其名声广布,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国家环保总局还与其合作撰写和出版了一系列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的读物和光盘,公开发行[10]。上述两个志愿组织是社会化动员的典型,它们在社会的层面运作,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下逐步成长起来,为民间组织的社会化动员赢得声誉。它们的出现和成功证明了在中国现有的土壤上,有可能通过非市场机制造就独立于市场之外也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非营利组织。可是,志愿组织完全依赖社会化动员在转型期会遇到不少问题,如法律环境不如意、经费筹措困难、民众参与积极性不高等等,但是它本身持续不断的努力却可以在基层中国持续和独立地推动培育公民精神,并孕育和呵护着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精髓:志愿精神。
2、半社会化动员
由于建国后几十年中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志愿组织,所以当公民社会思潮在中国兴起后,在政府部门的推动下先是社区成立居民志愿队或居民志愿服务协会,接着突破社区层面的工会、青年团、妇联、计生委等类政府组织都组建了本系统的志愿者协会。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就是一个例子,它于1994年12月5日国际志愿者日成立,受共青团中央和民政部的双重指导和监督管理。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是以民间社团组织登记和注册,但在其志愿动员中则利用了组织优势,走的一条半社会化路子。其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是依靠共青团组织体系建立起来的。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有36个团体会员,其中33个来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另有3个来自全国性专业团体青年志愿者协会[11]。全国和各省级青年志愿者协会是依托共青团组织建立起来的,实际上也为组织利用体制资源进行志愿动员提供了便利,便于利用各级共青团组织的号召力来开展活动和实施动员。在2001年3月5日“中国志愿者服务日”,共青团中央便出面与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下发通知,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做一名注册志愿者”主题服务活动,推广实施注册志愿者制度[12]。从这次志愿动员中,我们可以看到体制内因素——共青团中央的作用。这种“利用组织手段,确保把组织内部的成员发动起来,然后再通过这些被动员起来的组织成员发挥‘带头作用’,去带动那些无法通过组织直接控制的个体”的做法[13],在目前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要比一个没有官方背景的草根组织具有更大的动员力和号召力。其次,用社会化方式链接体制资源。作为一个志愿者组织完全利用所依托的官方机构,以行政命令来进行志愿动员显然是违背志愿的基本内涵的。那么,“在一个政治和行政仍然是一种辐射力和穿透力极强的资源,即使是完全在市场中流动的其它资源,也仍然要受到政治与行政力量的巨大影响的‘后总体性社会’”[14],如何既不失去借用体制性资源便利条件,又能够体现志愿组织的非政府性,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则采取了一条以社会化方式链接体制性资源的方法。例如,1997年底,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为“中国青年志愿者”亲笔题名。2000年初,江泽民又在杰出青年志愿者的来信上作出重要批示:“青年志愿者行动,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一项十分高尚的事业,体现了中华民族助人为乐和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是大有希望的事业。”[15]领导人的举动,带有号召和示范性质,表明政府对志愿活动的态度,这对于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动员和影响是无以伦比的。同样颇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还体现在政府官员的讲话中。在中国青年志愿者成立大会上,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和原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都在会上讲话,对于组织的成立给予充分肯定,并“热切地希望社会各方面给志愿服务事业以更多的支持和关怀、希望更多的青年朋友能够加入志愿者的行列,建立起世界上最宏大的志愿服务队伍”[16]。这种带有体制性动员的号召对于促进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发展无疑是非常巨大的,这也使得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为全国最具影响的志愿者组织原因之一。
对于这种利用题字、讲话等社会化方式来联接体制资源的半社会化动员,我们应该站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的背景下来看待。制度变迁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的特性,在中国迈向公民化社会的过程中,社会结构的蜕变在很大程度上与蜕变前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政治、行政因素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仍然有着相当大影响的‘后总体性社会’中,在完全脱离体制内的组织因素,脱离仍然起着重要作用的‘政治优势’的情况下,在社会中积聚起较大规模的社会资源是相当困难的。要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的动员,就必须利用已有的体制和组织因素。”[17]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就是利用自身的背景合理地借用了体制性资源来达到目的,但我们不能就此认定它是一个行政化倾向的组织。事实上,在一个泛行政化的社会里,如何合理巧妙地利用体制性资源是一门技巧,这其中需要把握适当的“度”,完全超然于体制之外固然可以赢得社会好感,但发展会面临很多困难;过分行政化又会丧失民间性失去社会信任和好感,最终会阻碍其发展。因而,怎样在国家和公民之间充当中介角色,克服行政化作法对志愿组织发展带来的弊端,对于志愿组织长久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可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动员由全能政府时代自上而下的单一的动员模式发展为多样化动员模式,并且多种模式在社会服务领域共生共长,对于志愿事业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它有利于促进志愿组织竞争发展,激励志愿服务人员自由创新,也为社会转型提供观念更新。
三、志愿动员策略
无论是社会化动员还是半社会化动员都需要掌握一些动员策略,或者说策略性技巧,以便使志愿活动赢得更多的社会好感和支持。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志愿动员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合理地利用媒体力量,为志愿动员造势
在高度信息化社会,媒体对人们的影响日益扩大,对人们的行为决策直接或间接起着导向作用。在志愿活动兴起之初,对如何利用媒体来进行志愿动员存在着犹豫和彷徨。众所周知,“希望工程”是中国最有影响的一个公益项目。但它在募捐之初,对采取何种方式来面向社会做过一些尝试和努力,但都不成功。直到1991年初《人民日报》等全国性报纸上同时刊登了名为“希望工程——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募捐”的公益广告,才把“希望工程”推到了全社会面前,希望工程的活动从这时开始才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8]。“希望工程”这一募捐广告是建国以来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募捐广告,它对“希望工程”的影响是深远的,使人们逐渐了解和认识了希望工程,并成为希望工程的热心支持者和参与者。如今,人们对公益广告已不再陌生。在市场化程度日益发达的今天,媒体的影响可谓无孔不入。那么,作为志愿组织如何获得社会的认同,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宣传是关键。有学者对北京市的各种志愿组织做过统计,有78.8%被媒体宣传过,有4.4%从未宣传过。在宣传过的组织中,有72.1%曾被报刊宣传,47.1%曾被电视宣传,44.2%被杂志宣传过,36.5%被广播宣传过,8.5%被其它媒体宣传过[19]。媒体是志愿组织的一项重要资源,是志愿组织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的重要途径。志愿组织与媒体建立良好关系和顺畅的沟通渠道,对于志愿动员是非常有效的,不仅可以提高志愿组织知名度,也对唤起人们志愿精神起到促进作用。在互联网日益普及的现代社会,利用网络募集志愿者也逐渐被采纳,有影响的志愿组织都建立网站作为宣传的窗口,还有一些组织直接通过互联网来吸收会员、发起组织,“绿色北京”就是一个发源于互联网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北京”充分利用互联网,网聚绿色力量。它在2001年1月,为保护西西里藏羚羊,开设“拯救藏羚——可可西里的呼唤”网站。4月,为唤起更多的对藏羚保护的关注和支持,联合新浪、化云坊、东方网景、焦点、洪恩在线等多家网站发起拯救藏羚网站同盟,由绿色北京的环保志愿者自己设计各种宣传海报,并创作“失火的天堂”网络歌曲,在网上进行了一场有声有色的志愿动员[20]。网络志愿活动的出现,不仅降低了志愿组织宣传活动的成本,也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志愿者招募和管理方式。目前我国有2亿多网民,从年龄结构看以中青年为主,这与我国志愿队伍的年龄构成相一致。因此,利用网络将大量的潜在志愿者吸引到志愿队伍中来,是一项极富意义的举措。
2、以项目带动志愿动员
一个好的志愿项目对于志愿组织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它对于组织的发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是,设计一个有影响的志愿项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需要志愿组织对社会需求有较准确的把握,对民众的心理有较深入了解。目前,中国志愿者有一些重点项目,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如“一助一”结对服务计划、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保护母亲河“中国青年志愿者绿色行动营计划”及大学毕业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涉及农村扶贫开发、城市社区建设、环境保护、社会公益等领域。这些项目对于有效地动员和利用社会资源,扩大志愿活动的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以“一助一”结对服务计划来说,它起源于“希望工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针对不同的潜在捐赠群体而设计出不同的捐赠制度,其中“一助一”救助方式的确立最为成功。“一助一”使志愿捐赠者可以根据受助孩童的性别、年龄和学习成绩及家庭状况,来选择资助对象。然后,他可以通过与受助孩子的信函交流感受到孩子成长和进步的脚步,产生成就感和荣耀感。“一助一”救助模式将志愿者直接与受助者联结起来,并形成较为稳定的关系,为受助者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和帮助,使志愿者能够切身感受到自己服务和帮助所起的作用,从而产生一种成就和满足感。这一项目的运作动员了更多志愿者参与到希望工程中立来,是希望工程最为成功的项目之一。它说明好的项目具有持续吸纳志愿资源的能力,只要志愿组织善于把握社会的需求,洞察民众的心理,以人性化的方式来进行志愿动员,是会赢得社会的认可和支持的。
3、借助大型活动的影响力,推动志愿队伍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日益与世界融合一体,世界上许多重要的活动在中国举办,每年我国还举办许多大型国内活动,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无疑是中国有史以来举办的两项超大规模的世界性活动。如何抓住这些活动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吸收和动员更多的志愿者参加到这些活动中来,是颇值得研究的课题。就目前已经举办和即将举办的一些活动来看,活动的主办者很好地利用了人们关注和参与大型活动的热情,有效地动员和组织一批批志愿者投身于活动当中,为大型活动的成功献出了知识、体力、财力、时间,奉献了爱心和真情,成为这些令人瞩目活动外的又一道绚丽的风景。数字是最具说服力的:2001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需要15000多名志愿者为大会服务,结果登记报名的有5万多人。2000年金秋10月,“有困难找志愿者”的话语唱响在杭州西湖博览会上,杭州市民报名参加志愿者非常踊跃,年龄最大者86岁,80%的是35岁以下年轻人,他们中的大专以上学历占到85%[21]。作为北京2008年北京奥运会伙伴城市,青岛在2006年8月在新建的奥帆赛比赛场地举行“好运北京——2006青岛国际帆船赛”,需要1700余名志愿者,结果报名踊跃出人意料,900多名医护工作者报名角逐359个应急类志愿者,语言类志愿者主要从大学生中招募,竞争非常激烈,达到45选1[22]。大型活动的举办为志愿动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只要活动举办方进行合理的安排和组织,成千上万的人会积极地加入到志愿队伍中来,他们也乐于通过参加志愿服务提高某种技能、增加社会的交往能力、增强自信心和自尊心。青岛游泳爱好者李勇进、郭淳等30多人为了做一名奥运志愿者,参加考试、培训、演习,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咱光荣啊。”李跃进说,他从小就在海边游泳,喜欢看体育比赛,知道奥帆赛在青岛举办,更是感觉骄傲,现在自己也能参与其中,感觉十分幸运。“虽然做志愿者没有任何酬劳,可我们就是爱干。”[23]在奉献中获得愉悦,这是志愿者的一种心理期待。
4、借助名人的号召力,凝聚志愿活动人气
名人是指取得一定功名,在社会交往中树立起来的为众人所向往名声的人。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名人参与志愿活动,不仅可以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凸现其象征作用,也就是说名人以其魅力和影响,来证明作为社会精英对志愿事业的支持与认同,从而来引导和强化公众参与志愿活动意识,实现人们心理潜在的崇拜名人的情结。在市场经济社会,名人的广告效应是毋庸质疑的。正视名人正面效应,积极主动地借助名人的号召力来为志愿动员摇旗呐喊,是现代志愿组织勿须回避的选择,也是进行社会化动员的普遍作法。今天,更多的志愿活动聘请了社会各界名人来为志愿事业当“喇叭”,做志愿形象大使,为志愿事业打造一个更富感染力的舞台。2001年10月24日下午,中国2001国际志愿者年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首批“中国志愿者形象大使”颁授仪式。著名歌手李玟、刘德华、著名主持人吴小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白岩松、全国杰出青年志愿者陈凤霞、南丁格尔奖获得者王雅屏被聘为首批“中国志愿者形象大使”[24]。2001年11月7日晚上,在北京大学的百年纪念大讲堂,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主持人王小丫被中国2001国际志愿者年委员会授予"中国志愿者形象大使”称号。与王小丫一起获得“中国志愿者形象大使”称号的有中国国家足球队队长马明宇、著名主持人孙小梅、著名歌手孙楠、解小东[25]。2004年9月5日,在雅典奥运会上夺取金牌的罗雪娟、朱启南、孟关良、周苏红作为浙江省青年志愿者形象大使与来自各地的万名青年志愿者齐聚杭州大剧院广场,参加以“传承文化、志愿七艺”为主题的青春誓师活动[26]。2005年1月,刚刚荣任北京市首届志愿者形象大使的佟大为,还没有完全地进入角色,印度洋海啸灾难的考验便摆在了面前。他将自己的一份捐款交给“中国演艺界爱心大行动”组委会,同时也向所有的同胞们发出倡议:滴水汇聚便成江河,一方有难,八方支持,只要万众一心,就能战胜一切困难[27]。我们不必再一一列举,可以肯定地说,志愿动员运用名人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既传播了志愿服务理念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又足以吸引更多青年人和社会各界人士加入到志愿者行列,推动中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面对蒸蒸日上的志愿活动和迅速发展的志愿事业,我们对于志愿动员策略的论述可以说是挂一漏万。不过通过上述归纳,可以看到在面向社会的志愿动员中,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些竞争技巧正引进到志愿动员中,并成为志愿组织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
总之,在我国向公民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大量增生呼唤志愿者参与,和谐社会建设重任更需要千千万万的志愿者来分担。但考虑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缺乏公民精神和志愿意识,中国转型期的政治特点和社会资源的配置特性,以及全能政府时代人们形成依赖公权心理,我们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对公众进行志愿动员,以便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队伍中来,为满足社会需求、促进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蔡勤禹、刘巧胜,博士,中国海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1]刘美珣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51页。
[2]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3]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作者对“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有很详尽的论述,见该书第8—11页。
[4]韩俊:《财团法人制度与民间组织发展》,载上海慈善基金会、上海慈善事业发展研究中心编:《转型期慈善文化与社会救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5]安国启、郭虹主编:《中国社区志愿者行动手册》,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6]陈铁迪:《携手慈善,共创和谐》(代序),载上海慈善基金会、上海慈善事业发展研究中心编:《转型期慈善文化与社会救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7]陈铁迪:《携手慈善,共创和谐》(代序),《转型期慈善文化与社会救助》,第2页。
[8]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88页。
[9]安国启、郭虹主编:《中国社区志愿者行动手册》,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123页。
[10]安国启、郭虹主编:《中国社区志愿者行动手册》,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26页。
[11]韩淼编著:《做志愿者》,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12]韩淼编著:《做志愿者》,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13]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14]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15]载自http://cyc7.cycnet.com:8090/volunteer/colligate/articleshow.jsp?ar-id=464
[16]韩淼编著:《做志愿者》,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8页。
[17]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18]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19]安国启、郭虹主编:《中国社区志愿者行动手册》,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20]安国启、郭虹主编:《中国社区志愿者行动手册》,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135页。
[21]韩淼编著:《做志愿者》,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80、84页。
[22]“白衣天使角逐奥帆志愿者”,《青岛早报》2006年6月14日第7版;“奥帆志愿者今起面试”,青岛数字传媒·新闻,2006年6月13日。
[23]“想当志愿者先要闯三关26名游泳高手备战奥帆赛”,下载自http://www.qingdaonews.com/content/2006-07/30/content_7361174.htm
[24]“李玟、刘德华、吴小莉等成为首批‘中国志愿者形象大使’”,下载自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182/6925/20011024/589604.html。
[25]“王小丫成为中国志愿者形象大使”,下载自http://www.cctv.com/financial/jingji/sanji/pinglun/1109extern.html。
[26]“四名奥运冠军成为志愿者形象大使”,下载自http://www.jxcn.cn/34/2004-9-7/30038@112977.htm。
[27]“志愿者形象大使献爱心佟大为海啸遇难者捐款”,下载自http://www.23tg.com/xinwen/20050105/23tg_30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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