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状况

　　美国学者塞拉蒙(Lester Salamon)曾宣称，20世纪后半叶所出现的全球范围的“社团革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前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影响力之广。的确，20世纪后半期以来，如果说全球社会结构与国际秩序有什么新的变化的话，那么，形形色色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涌现势必是一支重要的新力量。根据国际协会联盟(UIA)网站上最新公布的2006至2007年度国际组织年鉴(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的资料，目前，全球有33902个较为主要的国际组织，其中5679个为国际政府间组织(IGO)，28223个为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国际非政府组织是国际政府组织数量的近5倍。[1]除此之外，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区域或国内非政府组织之数量更是难以统计，仅在中国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04年非政府组织数量就已达到28.3万。[2]非政府组织(NGO)在国际政治、国际经济、法律维权、环境保护、抗御自然灾害及预防疾病传播等关系到全球人类发展问题的诸多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一)INGO在全球兴起的时代背景

　　全球范围INGOs兴起的现象引起学术界极大注意，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便是促使其兴起的驱动力何在。有观点认为INGOs的兴起是社会对政府失灵（政府无法有效地提供公共需求）和市场失灵（在不受限制的竞争条件下，营利公司失于有效地提供某些产品或服务）的回应。[3]而萨拉蒙和安海尔提出了“社会根源”（social origin）理论，将视线扩大到非政府部门所根植于其中的一国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他们强调，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不是一个在社会空间自由漂浮的孤立现象，一国非营利部门的状态和特点则是由把它推上历史舞台的社会力量综合影响的结果。[4]而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对于国际非政府的发展问题，更多学者转向从全球化和国际因素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般从INGO在全球的发展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看，主要有以下几个历史背景为因素：1、国际体系的政治结构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发生了深刻变化，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得东西方对峙的两大阵营消失了。国际非政府组织成长的外部压力减轻了，活动范围大大扩展了。2、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问题，而这些全球性的问题并非一个国家或国家之间的组织所能解决的，这就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在环境、人道主义救援和灾后重建等方面都可以看到非政府组织的参与。3、许多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一些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出现了调整，国家的功能发生了一些变化，社会组织的力量在壮大，这些变化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较好的土壤。4、现代的通信技术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沟通和交流因此更为频繁，各种信息传递更为便捷，组织之间的跨国界活动变得更为容易。

　　也有学者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背景归纳为：“四场危机和两次革命”。其中，“四场危机”是指福利国家制度危机、发展危机、环境危机和社会主义危机；而“两次革命性变革”是指发生于20世纪70、80年代的伟大的通讯革命和发生于60、70年代由市民革命带来的全球经济的发展。[5]总体上看，可以将这样一种全球性的潮流概括为经济发展、民主改革及社会运动等几个方面。

　　此外，从国际非政府组织全球兴起过程中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来看，欧美INGOs的兴起是先在国内的长足发展而后走向国际的；而从世界其他地区来看，它又是与西方的INGOs和公民社会理念的传播有很大关系。凯姆·雷门在其研究全球化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文章中指出，战后新的全球性管理机构，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跨国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迅速扩展为很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创造了新的国际政治机会和组织起来的动机。这些国际组织的发展为INGOs的成长提供了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是资金（grants）、合同和其他形式的资助（食品补助、运输费用、技术援助）；其二是介入决策机构和决策日程的政治渠道。她认为，由于20世纪年代以来政治、政治结构、世界事务管理机制及西方民主价值的全球化，新的亲非政府组织的国际行为方式（pro-NGO international norms）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促使各国政府在国际和国内政治中支持和纳入非政府组织，因而给了INGOs以合法性和政治空间。而这正是INGOs从西方国家传播到世界其他角落的原因之一。雷门认为“如果我们不把来自上边的政府、国际组织及其他结构对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激励和推动考虑在内，我们就无法解释非政府组织近几十年来爆炸性的发展。”从这一结论中，也可看出，各国政府、跨国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间的共同利益及运作机能上的相互依赖促使它们共同成长。[6]

　　（二）当前全球NGO的基本概况

　　以全球视角来看，可以把全球非政府组织分为北方的，即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南方的，即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北方的非政府组织多是国际性的，而南方的非政府组织主要致力于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活动，以中小型组织为多。[7]

　　1、北方非政府组织即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其中大多活动范围涉及本国以外的地区。从整体情况看，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有较长的历史，其种类和数量繁多。在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程度是不一致的。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北欧各国的非政府组织较为活跃。在这些国家，民间慈善组织和志愿组织有着长期的传统。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有约200个致力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非政府组织，英国有300余个，加拿大有320个，瑞典有200多个。

　　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活动的领域很广，主要有三大类：一类以推动可持续发展为己任；一类着眼于救援工作；一类是在妇女、裁军、反核、生态、人权等方面活跃的推促组织。它们固然关心国内的问题，但也把视角和触角延及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已成为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构成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重要部分。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而言，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的资金非常雄厚。它们可以从本国支持者那里募集到大量资金，并且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援助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这些非政府组织来实现的。因此它们可以将从各种渠道募集来的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各个项目上。

　　2、南方非政府组织即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其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非政府组织国际化发展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之初，其资金来源、技术发展和人员构成上就具有明显的国际组织色彩。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发展中国家很少有本国的非政府组织在活动。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发展得很快，其数量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大多是在农村直接从事发展活动的当地组织，向地方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它们通常接受来自国外和本国政府的资助。在较长的时期内，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主要从事社会基层的发展项目，在影响政府政策的倡议方面所做的工作较少。80年代，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一般都局限在本国境内进行活动，并且主要是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援助。在进入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开始注意在影响本国政府以及重大的国际决策上下功夫了。而且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也能够挺身而出，维护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同发达国家政府和一些公司损害发展中国家人们利益的行为作斗争，这是国际非政府组织自身发展完善过程中的一个新的进步。[8]

　　从全球看，受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辐射，许多非政府组织在相似的道德力量支撑下，易于沟通并从事共同的事业，这些组织网络和活动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随着全球体系的形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存于同一网络中的现象越来越多，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活动开始趋于活跃。非政府组织前面加上“国际”二字，意味着这种非政府组织具有跨国性质，彼得·威利茨论述了非政府组织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的三种方式。一是单个的非政府组织鼓励在别国成立于之相对应的非政府组织。如“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从美国先是扩展到西欧，然后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并最后及于东欧。二是一个组织鼓励在另一个国家建立伙伴组织，而不是它的复制性组织。如北方的募捐组织会支持南方的合作组织和社区组织，而南方那些在一国之内受压制的组织经常努力在他国建立运动性的团体来为其目标服务，如反种族隔离运动。最后，有些因素会促使非政府组织把活动扩展到更多的国家，如一个非政府组织可支配资源的增加，或关于其自身角色的看法转变了。[9]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开始表现出活动范围、机构设置、成员构成、资源来源或活动目的等多方面的全球性倾向，它们的活动宗旨和影响力也越来越与更广范围内的人类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趋势为培育起全球公民社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而也为慈善文化和慈善事业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平台。

　　二、全球化背景下慈善理念的颤变

　　慈善理念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情感价值观念，慈善事业及其组织的诞生是以贫穷阶层的逐步形成和大范围社会问题的出现为前提的，并随人类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当前，伴随着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推进，慈善理念自身也不断地发展。

　　（一）慈善理念：人类共同的价值观

　　人类发起并参与慈善事业的内在动力是普遍一致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人们“愿意”，或确切地说是为了某种现实目的、个人利益而为家庭之外的他人做出一点捐助之“愿望”，这种慷慨解囊的动力是人类本质的最大特点之一，因此可以说，“慈善”理念是一种在不同人类社会中所共同存在的文化价值观。在中国古代，“慈”是长辈对晚辈的爱，“善”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互助。中国现代语汇中的“慈善”概念，其含义直接承袭了我国古代的“慈善”概念，包含慈爱，善良，仁慈，富有同情心等含义。在英文中，“慈善”有两个对应的词：“Charity”和“Philanthropy”，前者是指基督之爱，在行动上表现为以宽厚仁慈，乐善好施，后者的意思是爱人类，引申下支就是促进人类的福祉，较之前者社会性更强，覆盖面更广，更侧重于长远效果。因此，目前国际普遍采用Philanthropy这一说法。[10]慈善文化是人们对慈善事业普遍认同的规则和观念，在东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慈善观念及其实践虽然存在认知上的差异，但同时又具有某种共同的特性。不难看出慈善理念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具有共同性的文化价值观念，在拥有不同文化结构、社会结构的社会中均有所体现，而以人为本、利他主义则是贯穿其中的主脉。

　　（二）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事业的转变

　　慈善理念的全球化首先基于现代慈善事业的形成。1601年，英国颁布《慈善与途法》(The English Statute of Charitable Uses of 1601)，完成了慈善由宗教概念到法律概念的嬗变，也开始了慈善作为一种社会事业的新发展。[11]现代慈善事业来自人类的“慈善”行为，贝克尔(Gary Becker)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诠释“慈善”行为的含义，他认为，“如果将时间与产品转移给没有利益关系的人或组织，那么，这种行为就被称为‘慈善’或‘博爱’”。[12]这种社会机理性的行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发展成为社会性的、有组织的慈善事业。现代慈善事业大体有五个要素构成：一是国家、政府制定法规、政策；二是慈善组织进行社会动员，提供慈善物品和服务；三是捐赠者（个人、企业）承担捐献资金、物质、知识和时间（志愿服务）；四是受益者，包括社会弱势群体和公共事业；五是；利用大众传播方式。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现代慈善文化；其追求的理念是公平、公正、权利平等。而传统慈善是基于人类的“慈悲”情怀，称不上是一种“事业”。[13]

　　当代西方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普遍认为，西方慈善与公益事业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演变，这是与从“共同体”到“社会”这一社会形态的变迁密切相关。现代慈善公益事业较之传统而言，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是观念形态上，传统慈善关过分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富人对于穷人的“赐予”，而现代慈善活动与行为一般被看作是社会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二是在组织层面上，早期慈善主要局限于教会、行会、村社等共同体，会在施舍者与受施者之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而现代人超越了共同体的束缚，以“公民”身份“志愿”参与慈善行为，两大主体是平等关系；三是在行动主体上，传统慈善活动一般由宗教团体或单独个人开展，但现代慈善事业越来越依靠众多的专业化慈善组织尤其是基金会组织进行；四是在活动领域方面，由于“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己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是国家的责任，因而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转向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环保等领域。这直接导致了“慈善”与“公益”二者间界限的模糊。[14]

　　（三）慈善理念的全球化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的演进，在全球化趋势中不同文化背景的慈善观念与行为呈现交流、沟通和相互借鉴的趋向，尤其在当代，这种态势更是十分明显。[15]观念、商品和人员跨越地缘政治边界日益增加的流动创造了密集的相互依存网络，它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心理上“压缩了世界”。全球化所造成的这种“缩小世界的效应”塑造着个人的意识和行动，也塑造这个人同其他人结合、互动的方式。当前全球化随着国际政治体制、国际市场经济和交通及通讯技术的变革而强化，新的财富和乐观主义注意情绪随市场的国际化而蔓延。但是它却使那些处于经济和社会底层的人易受到剥削，同时也更加脆弱。人员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流动进一步突出了世界各国人民生活于其中的总的政治和物质条件的不平等，并激起了对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平等的普遍要求，以及各广泛的经济、政治和道德相互依存感，[16]与此相应，当前国际上“慈善事业”（charity）往往和“公益事业”（philanthropy）并提，特别强调它的公益性内涵。现代慈善事业的重要载体是各种慈善组织或机构，其承载者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各种慈善基金会，一类就是社会志愿组织[17]，而伴随活跃在全球各地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这一趋势的形成，慈善事业和慈善文化也逐渐成为全球共同性的话语，这是当下世界文化发展出现新的变化，以往的道德理论话语已不能够涵盖这种慈善文化事实，以致有必要提出新的话语作为道德层面理论研究的工具的表现结果。文化全球化话语是对全球道德慈善文化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结构—新的统一和新的分化的回应，同时也是把握这些变化的一种新的认识论需要。[18]各类非政府组织通过志愿性活动和倡议等方式，向全世界表达“利他”这一慈善理念的最核心价值观，所不同的是，在这里，“利他”并非仅仅指简单直接的经济救助，同时也包含了更为广阔的对于人类所共同面对如贫富差距拉大、全球环境恶化等全球性发展问题的关怀，这是一种更为广义上的慈善理念，正是这种价值关怀促使人们在各种非政府组织中进行自我劳动的贡献，以自身的行动宣扬着一种表达慈善文化价值观的方式。在社会保障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里，慈善事业的范围已经超越传统的帮困救助的内容，延伸到支持科学、教育、文化、博览、环境保护等事关社会发展和人类共同需要关注的问题。慈善的“受益人”也不再仅仅是接受帮助的人，而是全社会（包括捐赠者成就自我的需要）的发展与进步。[19]也正因为此，慈善理念在这一背景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慈善爱心无边界的特点是慈善爱心文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慈善的全球化促使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大的慈善集体，以慈善价值为导向的组织活动代表了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理念。

　　三、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展与慈善理念的内在关联

　　伴随慈善理念在全球化背景中的发展，可以看到“慈善”这个词本身也正越来越多地连同志愿服务、公益事业等语汇一起使用，同时这种表述方式，正越来越多地在跨国界问题的相关讨论中出现，并被全球绝大多数地区所接受和采纳。与此相应的是，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全球“社团革命”的出现，表现出这支力量参与全球性事务、解决全球性共同问题中日趋上升的地位。此两者在当下发展的共同趋势，蕴含着其背后所包含的诸多内在关联。

　　（一）从组织起源来看INGO与慈善理念的内在联系

　　从19世纪出现以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尽力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而从其最初起源来看，传统的以直接救济帮困为主的慈善中介类非政府组织起源于三大主要传统：

　　第一类起源于基督教传统。早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一世纪初基督教就产生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起初只在城市里组织小社团，后逐渐在罗马帝国建立较大组织，这就是最早非政府组织的雏型。和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宗教一样，基督教也致力于慈善事业，比较出名约有国际宣明会、国际救世军，他们在西方的社会服务领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其他几大宗教一样，基督教也教诲人们要行善、要有怜悯之心。基督教堂和修道院分发救助物资，同时还是学习和艺术的中心，甚至还传播我们今天所说的农业技术。（亚洲的佛教寺庙也扮演了非常类似的角色。）很久以后，进入了现代民族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教会仍旧是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发动当地的资源救助农村的穷人和患病者，还带头为工业革命造就的新兴城市人口提供一些以前没有的援助。而且，通过每周从信众中募款，教会确立了救济的传统。这是世俗的慈善机构经常性的捐献的重要的先例或者说模版。它们有的最终为国家间协定或条约所承认而成为正式国际体系的组织，如救助儿童会、无国界医生、世界宣明会、国际救世军等。

　　需要指出的是21世纪的基督教，像其他主要宗教一样，仍旧是社会服务的一支主要催化剂，激发了许多个人捐款者、工作人员和机构开展国际救助和发展活动。带有宗教色彩的非政府组织往往其参与成员所贡献的时间与金钱是相较其他类型NGO而言比重较高。然而现在的情况是由基督教激发的救助和发展行动，不一定与其所传播的信仰具有之间联系，一些机构如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国际奥比斯、国际克里斯朵夫盲人协会都有基督教的背景和服务精神，但是它们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内针对某些社会目标的运作已然和宗教活动本身无关，而面向了更为宽泛的活动领域。许多教会或者教会联盟也成立了发展非政府组织，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早些年的传教士协会。

　　第二类基金会传统的西方国际非政府组织产生于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初。19世纪当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腾飞之时，一个新的企业家阶层开始积累财富，并很快超过拥有土地的贵族们。一些暴发的工业资本家捐出一部分个人财产创办了慈善性质的基金或基金会，譬如英国救助儿童基金、福特基金会。安德鲁·卡内基是美国早期最突出的慈善家之一，1901年，他以4.8亿美元的价格将企业卖出，并将自己的后半生投入到散财中。他在英语国家中建起了2千5百多家免费的公共图书馆，还捐款给从事不同领域的多家基金和基金会，直到今天这些机构还支持教育、科学和文化等领域。这些基金会一开始主要帮助本国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民，但随着西方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西方慈善机构和基金会就把目光投向了海外，所产生的各类社会公益性活动也随之增加。私人的拨款基金会通常不把自己视为“NGO”。“NGO”这个词被发明出来之前，这些私人基金会就存在已久了，并且自认为是一个独特的慈善圈子。然而从性质上看，大多数基金会显然是非政府的，他们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贡献也十分重大，绝非仅仅因为他们经常拨款给非政府组织。[20]

　　第三类起源于人道主义传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产生于对于战争残酷的回应。1864年国际红十字运动和《日内瓦公约》的签署，其领导者亨利·杜南以公民个人的身份发起的这项活动标示着人道主义机构独立于政府和教会之外而成立的新时代。此后涌现出了更多的此类机构，各机构的规模也稳步扩大。尽管对基督教慈善和博爱的传统绝无任何敌对，许多人道主义机构更倾向于强调“普世的友爱”和“人权”等价值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恢复重建和人们渴望和平的心理使得国际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譬如凯尔国际和乐施会以及无国界医生。影响这类组织的出现及性质的主要因素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人们逐渐认识到主权独立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些新兴国家的贫困问题，一些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感到他们负有历史责任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发展”，这种使命感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有增无减，由此而新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越来越多，并开始引起联合国的重视。[21]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和救济领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表现尤为突出并得到迅速发展，体现了慈善最为根本的传统的“扶贫帮困”理念。

　　除了人道主义机构在数量上的稳定增长外，在过去30年间，新的国际非政府组纷纷成立，回应日益显著的全球环境压力和危机。一些环保组织有着相当长的历史渊源。在过去的30年里，大多数从事紧急救助和发展的国际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特别是那些更加关注长期发展的机构，已经开始强调环境保护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许多从某一环境问题入手的INGO也逐渐将人类发展视为环境保护的一个必要条件。人道主义INGO与宗教传统的机构和慈善基金会之间呈现日益融合的趋势。[22]

　　不难看出，不同起源传统的非政府组织却基于一种相通的人类精神，这些领域活动的创始者，其独立的自我意识包含着爱、友谊、信任、仁慈、同情的人类本质中的特点，并通过利他主义、互惠主义以及为他人奉献等自愿精神得以通过慈善这一社会公共领域而实现对他者和弱者的帮助，这些源于扶贫帮困理念的组织以及其后所发展出的各种形式的活动构成了现代非政府组织的原初形态。

　　（二）从价值取向来看INGO与慈善理念的关系

　　志愿性与对社会公益的责任感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最重要属性之一，同时在慈善文化中最重要的，分别为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因此，可以说志愿性和社会责任感是国际非政府组织与现代慈善理念互相契合的重要关键。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的公益性目标，或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的慈善理念之上，其成员由具有服务于社会公众利益的共同理想的人所组成。对于从事全球性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其对于全人类的社会责任感与公益性是明显的。这种责任感的背后是对全人类社会可持续良好发展的关怀所驱动着。同时，这种驱动力也使非政府组织的志愿性质得以保存和发展。这种志愿性主要指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不是由法律要求组成的，而是以利他主义和奉献精神等价值为导向的，同时也接受一定程度的时间和资金的自愿捐献。有组织的志愿行动既基于志愿行动能提供比国家或政府更优质的服务的理念，也基于个人的志愿行动去满足种种被确认的需要的理念[23]。当然，非政府组织也会有自己的利益考虑，但用经济行为模式最终不能解释器许多行为的发生，这正是志愿精神的所在。

　　在萨拉蒙看来，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志愿性表现中，捐赠金钱通常没有奉献时间来得重要，他以西欧实行国家福利伙伴关系(parternership)制度的情况为例，社会虽然由政府资助福利服务，却极度依赖私人公民社会组织，即非政府组织来提供服务。在他对全球36个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后认为，吸纳志愿者提高了私人慈善在非政府组织收入中所占比例，大约60%的私人捐赠采取了义工的形式，而他把这种义工的价值等同于社区工人的平均工资并以此来衡量它们。这种计算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在12大类非政府组织中，7个大类中私人慈善成为其组织收入的第一大独立来源，包括宗教组织（此处将其列入）、环境和公民倡导组织、基金会、文化和娱乐、社会服务等等。这些数据表明，志愿活动对于非政府组织整体运行所作的巨大贡献，大大增加了其得以支配的资源，使慈善成为一个笔现金收入本身更重要得多的支持来源。由此也不难看出，志愿性为基础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与慈善理念之间的重要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慈善文化中的“慈善无界”理念与INGO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互相呼应，现代慈善事业的重要标志正是在于高度的开放性和社会化。

　　（三）从社会实践功能来看INGO与慈善理念的关系

　　伴随全球化，国际非政府组织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它们的活动领域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概括来说，这些领域主要包括从事社会公益活动、扶贫、扶持弱势群体、帮助失学儿童、促进社区发展、国际安全与和平、经济发展、人权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从广义上看，这些领域都属于事关社会发展和人类共同需要关注的问题领域，被包含在强调公益性内涵的现代慈善理念和事业中，其中，作为慈善中介功能的国际经济非政府组织是与传统慈善“扶贫救济”的目标价值观念联系最为直接。

　　1、扶贫帮困：INGO对传统慈善理念的直接体现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事务的主要途径之一便是国际经济救援，这对于其自身是至关重要的，也是非政府组织以慈善理念为导向延伸到其它各个领域活动中的核心传统价值基础。对于灾害做出反应并提供服务，这些仍是最常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角色。[24]在服务与提供公共物品的理念上，非政府组织体现出志愿助人精神和人道主义关怀，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地震、坠机、海难、疫病流行、战乱等极困状况下的人道主义救援行为让人印象深刻，这是一些志愿性、慈善性、公益性结合最为完善和明显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紧急状况下的人道主义救援是其最灵活、最亮丽的活动方式，如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在世界各地工作，以帮助那些受武装冲突或国家内部动乱影响的人们。

　　一些慈善活动关心弱势群体的利益和贫困人口、贫困国家与地区的平等发展机会，北方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技术支持，包括“输血”和“造血”两个方面，这一部分组织是国际援助行动的中坚力量，其援助主要体现在包括直接救援、项目扶贫和能力建设等方面。此外，受国际非政府组织影响的推动作用，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建立的非政府组织在推动本地经济发展领域的作用也覆盖了很多方面。在为当地经济发展进行资金援助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有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印度的自我就业妇女协会(SEWA)银行等。其中印度的希耶达姆(Syedhashim)家族基金会就是一家很著名的以救济穷人、帮助穷人摆脱贫困为目标的慈善机构。基金会自成立以来，每年用于扶贫的资金为100万美元，此外在经济援助活动中也包含了为经济发展提供志愿者和劳务。可见当前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对全球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弱势地区的经济扶助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对传统慈善理念的直接体现。

　　2、INGO在全球其他公益事业领域的积极实践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除了扶贫帮困这一传统慈善活动，当代国际非政府组织活动特别强调公益性内涵，并开始超越传统的帮困救助的内容，延伸到国际安全与和平、人权妇女权益和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这类非政府组织所秉持的慈善理念中，慈善活动的受益者不仅仅再是弱势群体，而是全社会人类的共同需求。在这种理念的导向之下，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整体力量的呈现，事实上是全球公民社会之出现的重要标志。[25]萨拉蒙曾在其著作中直接用“公民社会组织”、“公民社会部门”(civil society sector)[26]的概念替代“公民社会”，它们主要在一些全球性问题较为集中的领域通过各种组织活动的时间，构建起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慈善集体，承担起改善不平等、增进全人类社会福祉的功能。例如，在和平与安全、环境保护、人权等领域中，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和影响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在树立和培养全球共同意识、开展全球合作与交流等方面发挥着突出作用。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称是世界的“良心”，依靠道德力量的驱动，努力确保弱势群体享有与正常人同等的权利，有力地促进了全球慈善理念在更为广范围内的发展。

　　综合看来，从上世纪中后期开始迅速发展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主权国家体制之外的国际社会中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国家和市场活动范围之外进行跨国结社或活动的社会重要领域，是公民个人或集体活动于其中的国际公共空间。以形成全球公民社会为载体，它们与现代慈善理念相结合，在动员资源结局重大问题、提供公共物品和公益服务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并拥有独特的优势和号召力。同时依靠道义力量，除了在征召志愿者合伙的慈善捐助方面有巨大潜力之外，也为解决重大的国内或全球问题而奔走呼号，促使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将相关问题纳入自己的工作日程，为全球化带来的被边缘化的贫困和弱势群体利益提供保护，积极提供教育、医疗、救济、扶贫等各类公益服务，并在提供环境保护、国际安全等公共物品方面发挥重要功能，体现出为全人类社会谋求福祉的慈善价值追求。

　　（四）从发展趋势来看INGO与慈善理念的关系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历史发展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数量急剧上升。根据科藤(David Korten)的观点，全球的非政府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发展战略的四次转变[27]，并始终与人类慈善理念本身内涵的发展相联系。

　　其中，第一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着重于为急需中的贫困群体直接给予救济和福利性服务，比如提供食品、医疗和收容等服务，基本上都直接体现了最为原初的狭义上的慈善救济理念。尤其是在发生饥荒、食品短缺与战争等灾难和危机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助，如“拯救儿童”(Save the Children)、养父母计划(Foster Parents Plan)、乐施会(Oxfam)等，北方以及南方非政府组织早期都经历过这一阶段。第二代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的重点在于通过组织和动员发展中国家的当地资源去培育当地的自助活动，增强人民满足自己需求的能力，以实现当地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发展，致力于当地的长期发展工作与能力建设(capacity-building)，使得援助过后仍能持续受惠下去，消除贫困与可持续发展就结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第二代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直接救济的基础上，开始强调一种“赋权”式的慈善帮助方式。第三代国际非政府组织则将可持续系统发展作为目标，关注影响发展非政府组织工作较大的制度和政策内容，或参与政府和多边组织的政策形成过程，认识到自力更生的村庄或社区发展创新与一个支持性的国家发展系统相联系，其主要活动方式则由学习和推广其他基层非政府组织的成功经验，增加与政府和多边组织的合作等，这一代慈善组织基本上已具备了较为完善的组织运作，并将慈善从一种较为单纯的狭义性的含义，扩展到了以实现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各类发展问题，实现全球和平、和谐的一种更为广义的慈善理念的追求。第四代非政府组织，尚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其基本要旨是支持“人民运动”，促进更为广阔的社会发展环境的形成。[28]

　　从国际非政府组织几个阶段演进的发展态势来看，反映出其所包含的慈善文化价值观念自身的内涵的演变。尤其在第三阶段转变中，伴随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通讯网络的发达和全球共同性问题，非政府组织的跨国性活动日益趋于活跃，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逐渐建构其网络合作机制。同时，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地位的上升对于公民社会理念的深刻影响，给不少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治理观念上的变化，使得“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理念在慈善公益文化中得以展现，进而带动了广义的慈善事业——社会福利事业的自主性发展，使得现代慈善理念和慈善组织活动得以自下而上在社会中迅速成长。而与此相对的是，传统的狭义意义上的“慈善”活动，仅仅成为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以往的全部内容，其角色从“主角”逐渐转变为“配角”[29]。现代慈善，不仅是一种事业或组织结构，同时也是新的社会价值观，这体现在当前非政府组织在愈来愈广阔领域中的活动，已经开始超脱仅仅针对与社会弱势群体的帮困内容，而开始转向更广范围人类群体的福祉的谋求；从一种对于贫困群体的治疗式帮助转向注重其自身能力的发展；从仅使他们脱离物质贫困，转向促使他们脱离心里贫困，从满足大多数群体的基本需求转向满足社会所有群体的更高层次上的需求。

　　四、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慈善理念的培育

　　前文所提到的慈善理念在全球化时代所富有的新内涵不仅促使国际非政府组织成为全球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使其成为当前现代慈善理念培育中的一种重要力量。它们事实上扮演着一种国际民间社会资源调剂的角色，设计、实施各类发展计划，平衡国内国际的差距等，它们与不同的治理主体之间建立各种关系，进而促进慈善理念在更广范围内的传播。来自公民个人、政府以外的各种机构和组织、以及政府本身的压力共同促成了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舞台上的兴起。“它反映了一系列独特的社会和技术变化，以及酝酿已久的对国家能力的信心危机”[30]。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内利用各种方式和手段发挥作用、扩大影响，追求组织自身目标的实现的同时，也契合了当下在扶贫救济之外，被赋予诸如社会财富分配、社会道德弘扬、引领公众参与、关怀全球性问题等诸多新内涵的全球化慈善理念。

　　在对于慈善理念的培育过程中，INGO首先是志愿服务的提供者。非政府组织常常超越政府在资源和价值方面的优先级限制，深入基层，为民众提供多样化的、普遍、细致、周到的产品和服务，这是其表现慈善理念的最直接方式。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扶贫、教育、减贫救灾、卫生保健、人道主义救援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服务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些服务项目部分是由其单独从事的，也有相当的部分是与其他机构合作完成的，如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通过分包合同等方面，将一些具体的发展项目转包给国际非政府组织来完成，通过在不同领域内的志愿性服务工作，非政府组织在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广泛地播撒着现代慈善理念。

　　其次，INGO是公共政策的影响者。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其活动的实践中，更易于发现社会的及时需求，从而具体促成社会改革，引发政策与法规的制定或修正。伴随着非政府组织国际地位的上升和专业化知识化程度的上升，它们目前已经不满足于作为政府或市场的“弥补者”的角色出现，而是希望通过更为积极主动的方式推进社会公共政策的改变以达成其组织目标。他们往往通过直接对话、媒体宣传、个人游说等倡议活动来动员舆论，施加压力，试图影响政府的政策向其宗旨或目标靠拢。而越来越多的政府和国际组织事实上也正通过给予咨商地位等方式吸纳非政府组织参与其政策制定的过程之中，这其中如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对于联合国人权事务的影响作用可见一斑，这些活动及有力地推动了宣传慈善文化，唤醒公众对于现代慈善事业的积极参与，从传统的被动接受，转向主动自觉地参与为包括自身在内的社会大众谋取福利的过程当中。

　　第三，INGO是国际行为的监督者。非政府组织不仅参与了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决策过程中，而且积极地对国际条约、承诺、计划和项目的落实过程进行监督，许多国家政府在做出了发展承诺，或签署了国际宣言和协议之后，也常常处于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之下。另外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另一行为主体——跨国企业，也同样受到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监督。如一些INGO发动公众和舆论，向实施破坏环境行为的跨国公司施加压力，并起到警示作用。如1995年夏天，绿色和平国际发起的一场反对壳牌公司的运动堪称这种方式的范例。当时，壳牌公司经英国政府同意，宣布决定将其在北海上的Brent Spar号石油钻井平台沉入海底。绿色和平国际认为这个重达4000吨带有放射性和有毒沉淀物，会破坏海洋环境，并可能为其它平台的处理开创一个先例，于是来自北海周边6个国家的10多位绿色和平国际的成员举行现场抗议活动，其他绿色和平国际的成员则在各自所在国家举行抗议活动，并动用直升机和船只占领了该平台，打出“保护北海”的标语，同时将现场情况拍照记录、通过网络传向世界各地，引起强烈反响。最后，他们号召抵制壳牌公司的产品，并受到各国消费者响应，壳牌公司在欧洲的销售额下降30%，最后迫于各方压力决定将平台撤回陆地处理。非政府组织通过其全球网络的合作机制，进行及时准确的信息收集和发布来唤起公众的意识，并通过自身所具有的道德力量优势，对政府及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的行动过程施加影响和压力，从而起到监督的作用。非政府组织的监督效应得到有力地发挥，是对慈善文化中对正义、公平等价值观念的有力肯定，透视出全球化背景中慈善理念对于实现全球社会公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第四，INGO是国际合作的促进者。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由于横亘在不同国家、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和见解的鸿沟往往使得对方的误解和冲突非常普遍，从而使得合作变得昂贵甚至难以维续。而非政府组织作为“世界的良心”具有慈善公益性的目的，相对超脱于权力政治的纠葛之外，更容易得到各方的理解和支持。非政府组织及其盟友在长期的活动中，通过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联合，牢固树立了结盟意识，使信息交流变得更加容易，促进了关键行动者之间的个人接触，从而增进了合作的可能性[31]。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也越来越成为其他治理主体在处理全球性问题时所依赖的合作对象。如联合国在提供紧急救助方面，常常把其人道主义救援项目以分包合同的方式转给非政府组织；在几乎所有安理会主持的维和行动中，各种非政府组织起着重要辅助作用，例如在联合国重建柬埔寨和平的过程中，军事人员有1.6万人，非军事人员有近5000人，其中后者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各种非政府组织，仅一个名为“世界视野”(World Vision)的非政府组织在1994年一年就派出了207名成员[32]，全球化背景中，非政府组织发展网络成为调节社会资源的有效平台，充分发挥了慈善事业作为优化社会分配的功能载体。

　　第五，INGO是国际冲突的调解者。慈善事业总是与各类不平等和社会潜在冲突的可能相伴随。尽管冷战的结束使全球性武装冲突的可能变得微乎其微，但区域性、种族和民族冲突却仍在世界各个角落发生。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对冲突地区和人民及时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并直接参与到维持和平和解决冲突的过程中[33]，采用全面而多种多样的方式，包括：在冲突前建立冲突预防和预警，在冲突中充当调解、游说劝服、实施监控，在冲突后帮助重建和实现冲突转换(conflict transformation)。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一方面弥补了跨国公司片面追逐利润、各国政府一味追求本国国家利益的局限，对全球化的弊端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作用；另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又因其本身所具有的规模小、灵活机动和创新性强等结构优势，较好地填补了政府和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空白，通过承担全球责任和提高治理效率，推动了弘扬道德理念的慈善文化培养。

　　综合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培养慈善理念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看，最为主要的是国际非政府组织促进了慈善理念的民主化发展趋势。以世界银行为例，在2005年由世界银行对外事务、交流和联合国事务副行长直辖部门、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网络副行长直辖部门和业务政策与国家服务网络副行长直辖部门撰写的关于《改善世界银行与民间组织之间关系所面临的问题和选择》的报告中，表现出对于加强民间组织参与世行事务问题的关注，“世界银行目前正在有意采取步骤，让全球、各国和地方民间社会中更多、更广的组织和团体参与进来。世界银行认识到各国的状况不尽相同，影响民间参与机会的法律、体制、政治和社会环境也各不相同。为了给讨论提供一个框架，本报告将民间组织定义为非营利的非政府机构，包括从非政府组织和智囊团到工会、基金会、宗教组织、残疾人组织、社区组织、媒体（独立和非营利媒体）和商会的各种组织。”[34]这从侧面反映出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公民社会及全球治理领域中的上升地位。它们的存在和活动可以培养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互惠精神，促进相互信任和理解，反映和表达公民的意愿。通过对基层力量的赋权和动员，组织人们参与和实践社会变革，加强社会成员的个人自我管理的能力，从而使社会资本增值，扩大了公民社会的基础，同时他们的存在和活动背后有着一种强烈的伦理取向和精神取向的支撑，按照这些道德和精神取向成功地被界定为增加他者的福宁，给予行动的本身就是那些不计功名权势的个人的志向和快乐，这也正是现代慈善理念所具有的核心价值观念。

　　五、结论性评论：慈善理念的培育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责任

　　慈善理念的培育关系到整个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体现出慈善活动组织自身水准的定位。在全球化背景下，慈善理念涉及到几乎所有公益事业领域，这些领域的和谐发展是实现整个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与此同时，以慈善公益为目标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本身也对培育慈善理念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责任。公益与慈善的特性以及所涉及领域的广泛性，决定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内涵的丰富性，在应对各种人类社会的全球性问题领域中均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伴随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它们在不同领域的活动是培育相关领域慈善理念的重要载体，促进不同领域慈善理念的发展也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重要责任。这些领域在除了传统的慈善救助责任之外，大致可以界定为：环境保护责任、民主监督责任、经济市场监督责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责任等诸多方面。

　　首先，扶贫帮困是国际非政府组织最早涉足的活动领域，也是慈善理念最为基本的核心价值出发点。这一领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活动是培养慈善救济理念的重要方式。慈善救助是人类社会存在的长期事业，需要有可持续地发展机制。全球化所带来的贫富差距恶化更显出诸如扶老、助残、济困、救灾、助学等慈善救助活动的迫切要求，无论是国内的还是跨国的慈善救助领域长期需要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参与。从再分配机制来看，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第一次分配，政府按照“公平原则”进行第二次分配，第三部门按照“道德原则”、通过募捐和资助活动进行第三次分配，需要通过三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协调，建立一个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社会。[35]因此，INGO作为第三部门，在促进全球社会公平、和谐发展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INGO需要发挥其宣扬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精神、协助政府缓和社会矛盾、提供公众参与平台的作用，强化救济帮困领域中的慈善理念，承担起营造一个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社会的重要责任。

　　其次，除了在救济帮困领域，全球化背景下，INGO还必须担任其他公益慈善领域的社会责任。第一，伴随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产生的一系列环境问题，使得环保慈善理念得以迅速为人们所熟悉。当前许多地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仍存在经济的增长以资源的大量过度消耗为代价的现象，这显然与实现整个地球人类健康生活的追求理念相违背，这种情况下，环保INGO应运而生。它们往往积极参与维护公众的环境权益的、宣传环境保护和高公民环保意识的活动，承担起培育环保慈善理念，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第二，INGO活动方式给现代慈善理念培育的过程中带来了政治民主化意识。INGO是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组织方式之一，是现代社会构成民主政治的基本因素之一，通过如政策研究提案、游说、媒体和舆论等方式将公民的需要和意愿及时反映给政府，积极介入来推动公共政策的形成，监督公共政策的执行，承担起培育慈善理念，为实现地区和全球政治和谐发展的重要责任。第三，INGO的全球化发展和壮大，赋予其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力量。同时，由于INGO背后依靠的慈善利他主义等道德力量，使其能够对于其他经济组织行为具有监督能力，他们代表了更为弱势一方的全球消费者群体和底层劳动者群体，借助道德力量的参与和国际范围内的互相支持，使这一领域的INGO得以承担起培育慈善理念，为实现全球市场良性运作、全球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责任。第四，20世纪中叶以来，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已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宗教纠纷、领土争端，使得世界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始终不断。INGO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积极介入国际冲突的调解活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成国际和解做出了很大努力，承担起培育慈善理念，为实现整个全球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责任。

　　在横向划分INGO对培育不同领域慈善理念的责任之外，从纵向上看，INGO自身的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也同样在多方面起到对于慈善理念培育的责任与作用。第一，在INGO自身组织文化建设中需始终注重培育现代慈善价值观。公益慈善领域中的INGO，其自身发展首先需要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单独依靠法律和政策难以实现大量的慈善志愿行为，现代慈善理念的支撑，是INGO事业良性发展的内部驱动机制。因此，将现代慈善理念更深、更广地渗入公众意识之中，是发展INGO事业的重要任务之一，借助自身组织文化建设在整个社会中宣传慈善理念是INGO活动的重要方面。同时，尤其需要注重启动媒体的引导力量，起到侧重对其公益事业社会化和组织化力量的倡导。第二，INGO对于慈善理念的社会化培育具有重要责任。INGO作为独立与政府之外的行为主体，具有组织化、民间化、自治化、志愿化等取向，对于培养现代慈善理念在社会更广范围内的扎根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使慈善事业在一些地区不再过分依赖政府，让慈善理念内化为一种民主价值观念的体现，让更多的社会成员主动参与到慈善事业的发展过程之中。第三，在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INGO自身的组织能力也日趋成熟，这对现代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应起到推波助澜的的作用。尤其在跨国界活动中，发达国家的INGO在人员、技术、组织结构和价值理念的传播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的非政府组织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对促进这些国家和地区慈善事业及慈善理念的自身创新发展和培育具有一定的责任，从而促进慈善理念全球化的良性发展，使现代慈善理念在全球化背景中真正成为全人类社会所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

　　综上所述，正如前文所言，出于利他主义和志愿精神的人类本质特征，非政府组织在历史起源、发展路径和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与慈善文化理念有着天然般的联系，正如在印度这样的国度中，慈善机构和志愿者组织已被认为是第三部门的同义语。而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其所承载的功能又恰好迎合了慈善理念自身在全球化趋势中所赋予的全新内涵，即从单纯的帮困救济到人类整体福祉追求的转变，因此，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于现代慈善理念的培育是一个在当下全球化趋势中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1] Website of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http://www.uia.be/ybvol1

　　[2]来源：《第二届中欧政府管理高层论坛论文集》，http://218.249.33.14/ngo/article/show.asp?id=21，发布时间：2007-4-24 14:01:45

　　[3] D.Young，Government Failure Theory“，”Contract FailureTheory“，in S.Ott，ed.，The Natur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Boulder：Westview Press，2001，pp.190—6.

　　[4] L.Salamon H.Anheier，“Social Origins of Civil Society：Explaining the Nonprofit Sector Cross-Nationally”，Voluntas，Vol.9，No.3（1998），213—248.

　　[5]陶传进：《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一种批评的视角》，《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

　　[6]马秋莎著：《全球化、国际非政府组织与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02326。

　　[7]赵黎青著：《非政府组织与可持续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8]文军、王世军著：《非政府组织与中国社会发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章。

　　[9]王杰、张海滨、张志洲主编：《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10]顾秋静著：《慈善基金会的培育和发展研究》，《经济师》，2007年第1期。

　　[11]吴书松等：“企业参与慈善公益”，载卢汉龙主编：《慈善：关爱与和谐》，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 [美]加里·贝克尔著：《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第321页。

　　[13]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网站：《关于慈善文化的一点思考》，http://www.cydf.org.cn，2006-12-31

　　[14]吴书松等：“企业参与慈善公益”，载卢汉龙主编：《慈善：关爱与和谐》，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5]姚俭建著：《美国慈善事业的现状分析：一种比较视角》，《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6] [美]戴维·布朗等：“全球化、非政府组织和多部门关系”，载自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7]顾秋静著：《慈善基金会的培育和发展研究》，《经济师》，2007年第1期。

　　[18]陈甲著：《慈善文化的全球化》，2007-09-01，http://www.icul.org.cn/bencandy.php?fid=18&aid=113。

　　[19]孙克勤等：《转型期上海慈善事业发展研究》，课题研究咨询报告摘要，参见：http://www.sass.org.cn/shxyjs/articleshow.jsp?dinji=168&artid=15632&sortid=222，2005年。

　　[20]高扬著：《国际NGO：不同的起源、变化着的性质和全球化趋势》，《中国发展简报》，2005年5月11日。

　　[21]郭竞鸣：《关于外国社会公益民间组织合作的几点意见》，中国扶贫信息网，http://www.help-poverty.org.cn/helpweb2/ngo/n31.htm。

　　[22]高扬著：《国际NGO：不同的起源、变化着的性质和全球化趋势》，《中国发展简报》，2005年5月11日。

　　[23]斯蒂芬·奥斯本著：《“志愿”概念对于志愿性和非营利领域意味着什么》，载李亚平、于海选编：《第三域的兴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24] [美]戴维·布朗等著：《全球化、非政府组织和多部门关系》，载自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5]王杰、张海滨、张志洲主编：《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26] [美]莱斯特·M萨拉蒙等著：《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国际指数》，陈一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7] David Korten, Getting to the 21st Century: Voluntary Action and Global Agenda(West Hartford: Kumarian Press, 1990)。

　　[28]王杰、张海滨、张志洲主编：《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29]赵敬东、张坤义著：《转型期政府与慈善机构关系的转变》，载卢汉龙主编：《慈善：关爱与和谐》，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0]莱斯特·萨拉蒙著：《非营利部门的兴起》，载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版，第243页。

　　[31] [美]戴维·布朗等著：《全球化、非政府组织和多部门关系》，载自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2]王杰、张海滨、张志洲主编：《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33] [英]迈克尔·爱德华兹等著：《面向全球未来的非政府组织：提供地方服务与发挥世界影响相结合》，载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版。

　　[34] Website of Worldbank:“Issues and Options for Improving Engagement Between the World Bank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35]丁元竹著：《建设健康和谐社会》，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