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八年（1635年）春夏之际，越中痢疫盛行，死亡之人相枕藉，祁彪佳看到惨状，当即“于灯下草列数十条，毅然以必行为念。”祁彪佳与其兄弟“首捐微赀”，然后“设募簿十余扇，诸友分领之”，设施药局于光相禅院。施药局延请名医十人，每日二人到局授方，每人各六日。局中司赀、司药、司记、司客、司计，各项任务皆有同志分任。给药者分为痢、疫、疟、泻四种，一月期满资尽，施药局计所救人数三千多。由于病人还是多，祁彪佳和众人又设法筹资续办，直到疾渐瘥，取药亦渐寡。

　　祁彪佳，字弘吉，浙江山阴人。他身处明朝末年，明王朝风雨飘摇，国家荒政废弛，而民间灾害频发。祁彪佳居家期间，绍兴连遭灾荒。他应府县之请，以荒政自任，感物以诚，使富家大室闻风乐施，所活灾民不可计数。他行“和籴法、分籴法、设粥厂法、给米法”，无不尽善，又“念饥荒遍海内，救之者或有心无术，反扰民”，于是在赈饥之余，遍览群书及奏议、邸报等，辑《救荒全书》。《救荒全书》凝聚了祁彪佳大量的荒政思想和主张，是一部全面反映我国明代荒政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祁彪佳在《救荒全书》中提出，救荒时选人“必推举得其当，而后良法不为弊端也”。他认为选人应有三个标准，“任事者以才以识，而尤在于心”，而“心”则摆在首位或核心地位。他认为：“此心之缓急广狭，千万人生死系焉。故王征君之议任事也，亟以正心为要。”

　　祁彪佳很重视农业的发展，他认为“播时百谷，蒸民乃粒，为千古救荒之祖。”只要“农政修举，则虽天灾流行，亦可人事挽其半。”同时，他提出垦荒屯田能标本兼治，“兴工为救荒一法，而尤莫妙于开垦。盖饥馑者虽由天时之降灾，亦或因人事有未备。役饥馑之夫，从事畚插，固以救一时之荒也。开芜瘠之地，渐成膏腴，亦以救他日之荒矣。是兴工其治标耳，兴工而开垦即治本也。”

　　祁彪佳认为，救荒中仓储备荒也十分重要。他提出“救荒于已然，不若备荒于未然”，但他强调建设仓储要因地制宜，要得法。他说：“荒政之言积贮，固也。然使积之不得其法，贮之不得其地，则殷陈化为朽腐，夫亦安所用之。”针对南北方不同地理位置及气候条件，他也提出了不同的谷仓建立方式。

　　临灾赈济，灾后补救方面，祁彪佳也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他认为救灾求速，赈灾勿缓。为了防止报灾和勘灾中的腐败或不作为，祁彪佳提出了“巡行”制度。他指出：“人但知灾荒之宜赈矣，而不知勘之不详，则冒滥之弊，与遗漏则等。是以前代于陈诉期限，检放有节候。”在赈灾中，祁彪佳还提出了节俭的主张。他认为“崇检是救荒之本源”。他自己在浙江救灾中切身感受了节食的好处。为了减少在酿酒上大量粮食的消耗，以及靡费五谷造酒导致的米价腾贵，祁彪佳提出了“止酒”的主张。

　　为了有效救济灾民，祁彪佳提出，赈灾需要灵活变通，要因时、因地制宜。灾害地区，物质奇缺，物价腾贵，以往救灾的措施往往是抑价。但是由于抑价，本地的富民不会把储存的粮食平价出售，而外来的商人觉得无利可图也不会运粮食到灾区，灾区粮食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祁彪佳就提出了“炤价”的方式，即禁止在灾年抑制物价上涨。因此，有时候政府需要有意抬价。另外，祁彪佳还肯定了工赈济民、蠲缓生息之法的积极作用，并有所损益地提出借鉴之法。

　　祁彪佳的《救荒全书》是一部重要的通论式荒政著作，包含了作者大量的荒政思想和主张，如“仓储备荒”、“兴修水利”、“御灾召祥”、“崇尚节俭”、“赈灾勿缓”等。这些思想是祁彪佳切身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传统荒政思想的升华。

　　参考文献：

　　蔡小平《祁彪佳荒政思想探析》，《防灾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6月。

　　兰婷《明代民间救济》，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