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教寺院遍布通都大邑和深山幽谷，僧徒人数众多，寺院经济也获得了高速发展。本着佛教慈悲观念和“福田”思想的影响，虔诚的佛教徒开展了大量的普渡众生、造福人类的活动，具体而言，善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赈灾济贫

　　魏晋南北朝是历史上自然灾害多发时期，灾情发生后，除中央政府有救荒措施外，佛教寺院和僧侣往往也能很快行动起来，通过散发僧祗粟或举办祈雨法会等方式来解决困危。

　　僧祗粟之制，创设于北魏文成帝时，即将部分民户划为僧祗户，以其每岁课纳专作救济贫困及灾荒之用。魏文成帝时，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祗户’，粟为‘僧祗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许之。于是僧祗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僧祗粟作为一种社会救济基金，在北朝战争频繁、土地荒芜、瘟疫流行的时代起了积极作用。僧祗粟后逐渐转化为寺户，由寺院直接掌握。

　　每当旱灾来临，国家常举行公开仪式，祭天祈雨，帝王往往延请佛教高僧主持仪式，以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民间，僧侣也常为灾区百姓举办祈雨法会。虽然这些祈雨的举动带有迷信色彩，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仍能说明佛教寺院和僧人对旱灾拯济的重视。

　　此外，佛教还强调济贫。天灾、战祸及苛政使得广大人民饥寒交迫，奉行慈悲理念的佛教徒对于济贫事业，向来是竭尽全力。如高僧那连提黎耶舍，于天保七年自北天竺来到北齐京师邺城，“文宣皇帝极见殊礼，偏异恒伦。……所获供禄不专自资。好起慈惠乐兴福业。设供饭僧施诸贫乏，狱冈系畜咸将济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寺和僧侣布施的对象，一般是面向贫苦大众，有时也专施给那些特殊的家庭和个人。济施的物品，除酒饭糜粥、粟米等外，又有施以钱币、锦帛的。尽管这种济贫活动的实施有其局限性，但它以慈悲观念为出发点，避免了众多民众流离失所、辗转沟壑而死于道途。

　　施药治病

　　佛教论著《大乘庄严经论》有言，菩萨有九种修行，其中“善行众生”，乃“若有病苦，常行救济，不生疲怠”。故此，魏晋南北朝的佛教僧人对施药治病这种功德非常重视。

　　受限于古代公共卫生条件的恶劣，一遇凶荒，民多疫疠。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为了救济贫病无助的人，就在寺院里面设立收容病人的养病坊。北齐僧人那连提黎耶舍在邺城除进行救济贫乏、狱囚等慈善活动外，还建立了收养麻风病人的病坊。史载：“又收养厉疾，男女别坊，四事供承，务令周给。”而“厉”即“疠”，麻风病也。那连提黎耶舍法师设立的麻风病坊，是我国创始传染病专科医院的最早记载。

　　另外，僧人从事医疗活动，必须在寺院贮藏药材，称为“药藏”，以便随时施济前来求医者。宋末齐初，建康钟山灵根寺法颖，受宋孝武帝和齐武高帝的尊敬礼遇，赏赐生活物品和费用，同时亦受到许多信徒的供养，法颖用这些在长干寺建造经像和设置“大药藏”。陈朝时疾疫流行，百姓病死者众，当时天台山僧人慧达在都城建康大寺建“大药藏”，施药拯济百姓。寺院贮藏药材，同时又有懂得医方的僧人，在当时，寺院无疑具有医院的性质。

　　凿井修桥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佛教寺院和僧人专门为百姓开挖井水，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这种水井被称为“义井”。如北齐僧人那连提黎耶舍在邺城“所获供禄不专自资，好起慈惠乐兴福业。……市廛闹所多造义井，亲自漉水津给众生”。可见，那连提黎耶舍的公益活动除了前面提到济贫和治病外，还有造义井等。

　　修桥，亦是佛教徒倡导的一项福业。好比四川福缘道场僧渊，发心培植福业，向孤独者广行布施，“以锦水江波没溺者众，便于南路欲架飞桥，则扣此机，众事咸集。昔诸葛武侯指二江内，造七星桥，造三铁镦，长八九尺。径三尺许，人号铁枪，拟打桥柱，用讫投江。顷便祈祷，方为出水，渊造新桥，将行竖柱。其镦自然浮水，来至桥津，及桥成也。”

　　而凿井修桥必须集聚大众的力量，故一般通过“邑”、“义”等组织形式来开展，是魏晋南北朝佛教徒从事公益事业的主要形式。如北朝兴和四年，李氏豪族率领村人在村外东南方二里，大河的北岸，水路交通要冲之地打造义井一口种树二十棵，供应旅客饮水休息之用，使村外行路过逢的游子，也能蒙受《法华》菩萨行的恩泽，更进一步踏入村庙中来瞻仰佛菩萨像，并虔诚的发菩提心，得享更大的福报。

　　保护生态环境

　　佛教的菩萨行有“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之语，所以佛教有大量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善举，其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护生止杀，二是植功德林(即佛教徒的义务植树活动)。佛教自古以来就倡导护生的观念，《梵网经》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应作是念：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若见世人杀畜牲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常教化讲说菩萨戒，救度众生。”因此，许多人在信仰佛教后受戒不杀。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陷入混战，各政权为抢占地盘，掳掠人口和财物，相互征讨，肆意残杀，下层民众深受其苦。基于此，许多佛教徒从悲悯苍生出发，劝戒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不要滥杀无辜。高僧佛图澄曾以佛理神通来感化羯人石勒，劝其信奉佛法，戒杀戮，最终石勒听从了他的规诫。

　　放生，也是佛教护生事业的典型代表，高僧大德悲天悯人，每见命在垂危的牲畜便生救拔之心，或出钱买回放生，或带回寺里豢养，因此寺院里开始有放生池、放生园的设置。信众受到感化，逐渐效仿，上至天子，下及庶民，都知道放生是慈悲延寿的象征。在涂炭生灵的动荡岁月，佛教寺院及其高僧向统治者大力倡戒残杀，并笃行不渝。

　　而植树造林是佛教僧众从事公益事业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一般来说，凡是佛教寺院所在的地方，僧人们总是不断地努力植树造林，装点环境。仅以《洛阳伽蓝记》载，佛教植树造林活动在南北朝时期已初具规模。如景乐寺的桑林，并州(山西)武德寺慧觉法师带领信众种植的枣园，苏州通玄寺慧曼法师植梓树十余万株，泗州(江苏)开元寺为除水害而植松、杉、楠、桧等万余株……这一时期，僧人们热衷于植树造林，追求寺院美景，保护寺院周围环境的意识，客观上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除上述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寺院和僧人还参与了如建塔寺、修亭台楼阁、设公共浴池、建公共厕所(古代称为圊园)、以及造船义渡等慈善事业。通过这些慈善公益善举，既扩大了佛教的社会影响力，有利于佛教自身的兴盛；同时，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当时慈善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张宏慧.略论魏晋南北朝佛教寺院的公益活动[J].许昌学院学报,2010,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