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位于中国东南边陲。清代，潮州水患为历史之最。《清代珠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和《清实录》记载，地方官员向上呈报水患时存在隐瞒灾情的情况。同时，由于地处偏远地区，潮州水灾并未引起朝廷足够的重视和特别的赈恤。因而，当时在潮州水灾赈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却是地方士民绅商和民间团体。

　　清代潮州，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出现了很多善堂一类的宗教组织和慈善机构。康熙三十六年（1697）以后，育婴堂、普济院、养济公所、辅仁堂等慈善机构相继设立。从光绪年间开始，潮州地方绅商开始积极倡办民间善堂。有些善堂逐渐发展壮大，派生出新的善堂或分支机构。

　　清代潮州水灾民间赈济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抢救生命，施棺掩骼

　　地处东南沿海地区的潮州常常遭受飓风暴雨袭击，导致江河暴涨、山洪暴发。沿海及韩江沿河居民伤亡惨重。此时，很多地方士绅就会积极参与救灾，抢救人命，施棺掩骼。例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 七月大水，揭阳桃山都堤决，孝子坟下洪流汹涌，各乡停柩及骸罐随流漂泊到桃山铺前，随后将流入大海。桃山贡生谢庄和粤海关办事人章燮立刻赏金募人捞救，规定棺一口赏二金，罐一个赏一金。当地居民争驾小舟出没波涛，先后捞得棺罐七十余。水退后标贴于各处，等待子女认回，寻认达年余，共认回二十余口。满三年没有认回的，在桑浦山麓择地埋葬，每年寒食致祭一次。

　　二、义仓平粜，施粥赈济

　　咸丰至光绪年间，广东各地纷纷建立了义仓。这些义仓绝大部分由士绅或宗族、民间社会团体创办。连一些“官倡绅办”义仓的经费或仓谷大部分也由绅商提供。例如，丰顺县3个义仓是知县许曾济倡建，但许曾济本人只捐谷50石，其余5960石义谷全部由士绅们到各乡劝捐而来。

　　地方史料中有大量个体捐谷捐米的记载。据记载，揭阳霖田人李廷璋：“康熙壬辰，潦水为灾，所在伤田宅，民多失所，无可借贷，廷璋特蠲谷千余石，分别周恤之。”棉湖人候选州和陈万善于雍正四年（1726）“发谷二百石，同湖口巡检平粜，每石减价钱三百文，又捐赈三日，人口分米一筒，计捐米一百五十余石”。

　　施粥赈济也是潮州水灾重要的赈济方式。例如，雍正四年、五年（1726年、1727年） 连年大水，揭阳县颗粒无收，百姓以树叶、草根为生。于是县城开仓平粜，知县和当地绅士煮粥施赈。距离县城较远的棉湖地区，灾民领取赈粮的路上饿死者数以万计。雍正四年（1726），棉湖人贡生杨有褆见此惨状，设厂煮粥十日，赈济灾民。而其他绅士在杨有褆的倡导下，也相继捐米煮粥，持续二个月之久。附近各村甚至邻县潮阳、普宁的灾民也纷纷前来。施粥每日待食者万人，救活饥民数以万计。杨有褆也受到“仁风首倡”的旌表。

　　三、捐资修堤、管理工役

　　潮州韩江由于中下游泥沙淤积严重，河床不断升高，汛期极易酿成洪涝灾害。地方士绅积极修堤，并提供资金。康熙二年（1663），海阳县修东厢双石碑堤，薛联桂捐银五百两。饶平县因隆都与海阳县交界的土堤连年被洪水冲决，对田庐破坏严重。乡绅陈廷光于雍正六年（1728），用蜃灰筑堤四千余丈，计费六千六百九十有奇，悉解囊橐。同时，地方士绅还是很多水利工程真正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例如，澄海士绅蔡一诚，“邑宰赵良佑高其行，命董修南北堤，时年逾七十，相度经营，堤工以竣”。

　　四、按亩摊派、以工代赈

　　康雍乾时期，潮州水利工程的资金多数是政府拨款、地方官员捐俸倡修，一部分也由士绅捐资。道光以后，社会经济衰败，很多水利工程的修筑，更多的是按田亩摊派或按受益范围分段负责。这是清代潮州民间自救的一种形式。

　　以工代赈也是清代潮州较常见的一种民间赈济形式。在灾年政府兴办水利工程，招募灾民，按工日发给米钱。这种方式既可使灾民免受饥饿之苦，又可以充分利用民力进行水利工程建设。例如，雍正八年（1730）潮州知府胡恂、知县张士琏对鲤鱼沟堤进行全面重修，“木石灰匠料价皆办自官”，“负土力役则依士民所请计受害田亩出工”，受灾的乡民“踊跃于来，不百日而告竣”。

　　五、接济族人，赈恤邻里

　　在传统社会，宗族是因血缘关系而联系紧密的基层组织，也是赈灾的重要途径。海阳县宏安乡士绅许日钦，“性慷慨，同治乙丑春夏间饥，日钦聚族绅，言曰：今岁饥，族中贫者多不能举火，惫甚，吾家积谷尚有若干石，愿尽数先出平粜，而后诸君继之若何？众曰：诺。日钦乃指囷出粜，未几谷价平，乡里赖其全活甚众”。

　　在清代潮州水灾赈济中，民间士绅和百姓是赈灾活动的主力军，是政府救灾活动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官、绅、民之间的互动在赈灾活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参考文献：

　　刘泽煊《清代潮州民间救济体系初探——以水灾为例》，《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