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一场罕见的灾荒洗劫了中国大地，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持续三年大面积干旱。大灾荒造成农业绝收，田园荒芜，饿死人数达一千万以上！此次旱灾时间之长、范围之广，为300年来中国最严重的一次，历史上称为“丁戊奇荒”。正当中国北方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时，山西祁县谷恋村却赈灾自救，创造了几乎无人因旱灾死亡的奇迹。据谷恋村士绅高则裕《杂记》载：“同治十一年（1872年）本村造门牌；男、女、大、小人口共二千七百零。光绪四年（1878年）本村造户口，男、女、大、小人口共二千四百二十口。”六年中谷恋村人口减员280人，可见谷恋村除正常死亡与迁出的人口自然减员外，“丁戊奇荒”对谷恋村几乎没有影响！祁县谷恋村是如何躲过这样一场大灾荒的？

　　一、 兴修水利、储备粮食

　　谷恋村自清顺治四年（1647年）开挖大东渠，全村3 500多亩旱地变成河灌地。同时谷恋村有一整套维修、浇灌的制度和办法，生产条件得到改善，粮食生产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尽管当时谷恋村昌源河上游生态环境已遭破坏，但遇到雨量充沛年份，谷恋村的秋庄家浇足了河水，多能获得大丰收，地多农户完全有余粮存储，足以备度荒年。

　　二、 兴商致富、以富济贫

　　入清后，谷恋村在外经商者日多，到晚清时已形成了六路财源、二十户财主和八大老板，他们资产约2200万两白银。这些谷恋村的村民致富后有的修建豪宅大院，有的捐资修水利、建寺庙、办教育、兴文艺，这使谷恋村成为闻名遐迩的“银谷恋”。在大灾年，富民的捐赈起了很大作用。据清光绪八年（1882年）《祁县志》载，光绪三年（1877年）捐赈人名序中，就有谷恋村高寿康、高锡绪、高昭望、高则光、高镇华、高康永、高昭冕、高则昌八人。据《光绪三、四年旱灾年荒志》载，光绪三年（1877年）旱灾荒年，谷恋村中富户共捐米九十石有零，占全村赈粮的75％。

　　三、 社会管理和村治组织并存

　　清初，祁县保甲制沿用明代编制。到康熙二年（1663年），知县均平里甲，差徭田赋平均分配。清代祁县的乡里组织，除里甲官权组织外，还有一个族权与绅权融为一体的自治组织。这个自治组织在村里发展公益事业，如兴办水利、兴修寺庙、兴办教育、文化活动以及维持村民社会生活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里甲长不可替代的作用。清代祁县恋谷村有耆宾身份的绅士37人，其中乡饮耆宾27人、乡饮介宾10人。每年各州县遴访年高望重的士绅，一人为宾，次为介，又次为众宾，详报督抚，举行乡饮酒礼。他们是村自治组织的头领，按一定年限轮流值年管理村事。“丁戊奇荒”时，正是高则裕值年管理村事。面对几百年不遇的大旱年荒，又在县衙不给谷恋村一粒赈米、一文赈钱的情况下，高则裕勇敢地担当义赈重任，设立了由族人高立道、高锡冕、高锡垄、高必昌、高镇锈组成的应急组织——救荒社，带领谷恋村民创造了“丁戊奇荒”中民间义赈的奇迹！

　　四、 集中管理，以工代赈

　　“丁戊奇荒”期间，老百姓不仅面对着自然灾荒，更面临人祸之烈，即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外国列强的侵犯。为此，谷恋村采用了几项有效的对策：

　　一是统一设立粥厂。根据赤贫人数，配备6名熬粥人员，每日熬粥12大铁锅，规定每锅用水两担，下谷米6官升，这样可以满足赤贫者的口粮供应，即大口每日4碗，小口每日3碗粥。

　　二是成立保卫组，日夜巡查。白天巡街人员4名，晚上巡夜打更人员80名。每夜要求巡二十轮回，交接班时要转牌。这种严格的昼夜巡查制度，确保了社会秩序和村民安全，避免了次生灾害的发生。

　　“丁戊奇荒”时，绝大多数乡村的粥厂难以为继，灾民性命不保。而谷恋村的救荒社维持了下来，这不得不归功于他们推出的“以工代赈”的赈灾良策。赈灾全部以工代赈，例如，规定巡夜打更者每人一夜工钱30文，白天巡街者每日工钱30文，熬粥人员日工钱30文。按谷恋村记载的设粥厂171天计算，这些人员的酬金总额有461 700文钱，按当时的银价折算，约384两。“以工代赈”一方面为赈灾节省了384两，另一方面量化了赈灾人员的贡献，使出力者、出钱者与赤贫人皆大欢喜，可谓谷恋村义赈的一大创举！谷恋村的救荒社还将“以工代赈”之法用于生产恢复。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二十日施粥结束后，及时安排男劳力修浚东、西两道河灌渠道，每人工钱80文代赈。

　　“丁戊奇荒”中谷恋村创造的赈灾奇迹是我们当代人仍然值得思考和学习的！

　　参考文献：

　　范维令，郭继荣《祁县谷恋村“丁戊奇荒"义赈奇迹考》，《晋中学院学报》，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