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乐善好施的文化传统

　　自南宋以来，嘉兴作为人文荟萃之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纳和发扬，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例如，儒家对桑梓的热爱，“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重仁义、行仁政思想，以及佛教“普渡众生”，做善事可求得来世报应的思想观念，使得嘉兴一些士绅乐善好施，对于流离失散、孤苦无援的百姓积极救助，是此地慈善事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

　　即如爱国民主人士褚辅成，就很热心于本地的慈善事业。早在清末之1908年，他就参与改进嘉兴救济院的工作。到了1934年，浙江遇到60年未有之大旱，连王店都发生抢米风潮，褚辅成在上海发动浙江旅沪同乡成立“甲戌救灾会”，并具体负责嘉兴之服务。另一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在思想上受祖母影响甚深，他的祖母就是一位了不起的慈善家。沈老在《我的生平》回忆道：“说到我的祖母，真形容不出她的伟大。在她的理想中，世界上是不应有没有饭吃和没有衣穿的人。当时我们住屋的一个窗口，就对着一个贫民窟，祖母常常喜欢和穷人们谈，有时就在窗口送给他们衣服；穷人们害病了，祖母亲自给他们开药方、买药，有时他们害肿毒，祖母还给他们挤脓、贴膏药。后来，找她的人渐多了，那时我们家很穷，祖母卖了皮袍来进行这些善事，甚至，在帮助人之后，还觉是帮助得不够，因为她是没有限制的帮助人的。”虽然这些事不是发生在嘉兴(移居苏州)，但也反映嘉兴人的文化传统。

　　二、宋元明清嘉兴慈善组织

　　嘉兴最早的慈善组织，是设在春波坊天马桥直北的宋代的广惠院，是南宋初嘉兴知府岳珂与吴潜首创的。元代为孤老院。明代改为秀水养济院。

　　嘉兴之有普济堂，为嘉秀人士创建，始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堂址在甪里街。其道光八年重立的堂规说明，“欲尽合郡老疾茕独无告之民，各遂其生，服食医药棺(木彗)之物无不毕具。”

　　嘉兴的育婴堂始于康熙初年。东育婴堂座落长丰坊，为嘉兴专设；以后又有秀水专设之西育婴堂，座落西丽坊。育婴堂之设立，缘于有清一代溺女婴之风盛行。由于封建继承制度和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的作用，加以清代商品经济发展，助长了重陪嫁的习俗，致使嫁女难，女儿到了婆家，没有象样的嫁妆，被人看不起，于是溺女婴、弃女婴之事时有发生。到了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左副都御史周清原奏请建立育婴堂，得到康熙帝的批准，命各省疆吏留心办理。光绪十五年(1889年)平湖的《保婴会征信录》有相似的记载：“溺女恶俗节年，劝禁兼施，近复得该绅等创议保婴，集资兴会，实足补禁令之不及。”而“嘉禾户口殷繁，地当孔道，弃婴较他郡宜尤伙”。这样育婴一项就成为嘉兴慈善事业的重要内容。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府严禁弃婴和虐待幼童，育婴堂才被取消。

　　嘉兴辖下各县建立较早的慈善组织是海盐养济院，建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建立较早的育婴堂时间为：平湖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嘉善雍正六年(1728年)，海盐雍正十三年(1735年)，桐乡乾隆六年(1741年)。

　　嘉禾一地历经宋、元、明、清，直至太平天国战争之前，慈善机构已具规模。除以上收养孤老、弃婴外，还有孤儿院的前身贫儿院，资助守寡无依的妇女的恤？集或任恤集，以及专事收埋暴露于野外尸骨装罐掩埋和施棺待葬之义家、漏泽园、广孝阡、永安会等等。古人埋葬要选择风水之地，一时未选好地点，或无力埋葬的，则义冢等即提供场地，给予停柩待葬或浅埋以待改葬。也有各地在禾建立的同乡会或同业公所，出于互助，办理旅禾同乡殡葬事宜，如徽州人乾隆年间在南堰兴办的新安义园，绍兴人在道光十年(1830年)建立的绍兴继善堂义园。

　　三、太平天国以后慈善组织的量建与发展

　　上述慈善机构及建筑，大多毁于咸丰十年(1860年)时的太平天国国内战争，出于对战争中大批贫民的救助，战后纷纷重建慈善机构。同治五年(1866年)嘉兴知府许瑶光购置堂屋，名为郡堂，即知府所有之官房，兼办普济育婴，所以又称育婴普济郡堂，地址在报忠埭西段。以后许瑶光又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倡导捐建栖流所，为嘉秀两县孤贫栖息之地。

　　这些地方公益机构，在建立的方式和组织体制上，有地方士绅倡导发动，经地方政府批准的，但规模都不大。更多的是职官“捐俸以置其室”带头，敦请“善士襄其役”来参与维继。如知府许瑶光就是个人出资购屋，获士绅、商人响应的。光绪六年(1880年)嘉兴大力整顿救济事业，也是由观察陈六笙出面，聘请与委托地方士绅完成的。原则上是绅官为监督，生员管理具体事务，属于一种半官方机构。

　　咸丰五年(1855年)到任的桐乡知县戴槃(江苏丹阳人)，是一位特别热心公益事业的慈善家。他到任后恰逢桐乡大旱，他带头出钱五十万，再劝乡镇殷商，共捐钱数百万，按户口向饥民发放粮食。先后两次“出钱百万，置田百亩”，扩大育婴堂和为贫民下葬提供棺材与墓地。他在桐乡处处提倡“仁政”。他说：“多收养一人，则免一人之抛弃，多收养数十人，则免数十人之饥寒”，说明育婴为救人命，比一般施舍更重要。又说：“死者之于生者，其父母耶，其兄弟耶，其夫妇耶，子媳耶，皆关骨肉之至。亲生既同其室，死不能敛其形，甚至为鸟鸢所食，獾貉所残，蚊纳所姑嘬，断未有不伤心惨目者。”所以“古人掩骼埋胔为仁政之大端也。”

　　这些慈善机构最难以解决的是经常性的经费开支，一般都拥有固定的田产，靠出租土地收取租金，作为基本的收人。清代江南一带商品经济发展，物价也较过去为高，就开始通过向商人收费解决资金来源。嘉庆三年(1798年)，嘉兴知府伊汤安与绅士庄凤苞等，“有河埠嘉秀善桐四县盐商捐输经费，按引缴银五厘，每年银二百五十余两”。同治、光绪年间，桐乡、石门首先采用加抽丝捐作为保婴经费，以后嘉兴、平湖也纷纷仿效。同治五年、十二年，许瑶光就是通过这个办法分别集到捐洋3300元和5000元，作为重建嘉兴救济事业的经费的。

　　在救济体制上的重大改革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任嘉兴商会会长的褚辅成，适应清末兴办新政的需要，召集葛慕川、张右企、沈稚岩、祝心梅、朱仙槎，选举董事16人，成立育婴堂董事会。当选的都是地方公正士绅，并定于每月26日开常会，讨论救婴养老事宜。先后担任总理的是：葛慕川、沈稚岩、沈子兰、高叔荃、陈米山，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

　　总之，嘉兴的慈善救济事业大多兴起于清代，而同治、光绪年间是其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即以育婴为例，各乡镇多办起了接婴堂和保婴会，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接婴、保婴、育婴网络，为民国时期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四、国民政府时之慈善事业

　　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救济院规则》，其第一章第一条：“各省区，各特别市，各县市政府，为教养无自救力之老、幼、残废人，并保护贫民健康，救济贫民生计，于各该省区、省会、特别市政府及县市政府所在地，应依规定设立救济院。”嘉兴遵此规定，将各慈善机构合并为救济院。其领导机构为由中大慈善家中选出董事会，首任院长为沈赞时。全院下设孤儿所、婴儿所、残疾兼养老所。经费纳入县政府预算。以下是1936年各所情况：

　　孤儿所收容孤儿50人，内设课堂，聘用教员，俨然“嘉兴完善的孤儿职业学校”，其出路是介绍学徒或贫民习艺所艺徒。其救济方式由过去消极救贫，转向教其生产生话本领，使其将来自食其力。

　　婴儿所共有婴儿250多人，女保姆36人。其对婴儿饮食卫生都有规定，婴儿一律睡用小铁床，夏天挂小蚊帐，衣服每日洗换一次。鼓励社会领养，但领养男婴居多，女婴为少。领养男婴每名付银元7元，女婴2元，由婴儿所及女保姆分成。除婴儿所外，另有嘉兴保婴所，实行的是救济，而非收养，“专以救济赤贫产婴有乳无力者为宗旨”，每婴发银12元，使骨肉免致分离。

　　养老兼残废所，时收残疾34人，养老26入。其中凡有劳力者均从事力所能及之劳动，如修鞋、修伞、搓草绳、收拾废纸等等。

　　民国以后，慈善机构开支逐渐纳人地方财政。从嘉兴县知事民国十年(1921年)造送的清册中可知，第一季度的支出分别是：贫儿院540元(银元，下同)，掩埋经费148元，同善集岁米经费600元，育婴堂经费400元，推算年支出银元6720元。而前述救济院，至抗战前之1935年支出已达到最高点的19720元。从经费数字上，即可见救济事业发展的情况。

　　抗战前嘉兴除救济院以外，还设有游民习艺所和贫民习艺所。鉴于30年代前期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农村经济破产，游民充斥社会，对社会安全危害极大。建立习艺所对他们进行收容，又施行技能教育，使其生活自立。

　　此外，每遇灾年对饥民施粥，是历来实施救济的最为普遍的方法，它具有耗费少、成活多和方法简便等优点，故至民国以来亦每每被采用。在《申报嘉兴史料》有不少这类的记载。在王梓良所著《忆旧与伤逝》中，还收刊了一张照片，题目是《风餐露宿之灾民》，照的是1934年嘉兴大旱灾，对南门外西米棚下集群灾民在路旁施粥分食的情形。

　　然而进入救济院又受种种限制，首先是名额的限制，须先由民间社团代为介绍，并提供证明，然后再在这些人中按额数抽签产生，得到救济的人数是极其有限的，对于广大急待救助的贫苦百姓来说只是车水杯薪。此外是经费筹措的困难，如清代项映薇在《古禾杂识》中指出的，嘉兴“七邑中乐善好施之士悉数难终，特其问弊窦甚多，若非专司者尽力竭力，至公无私，鲜有不名存而实亡也。”虽然有人讥讽历史上的慈善事业是为政者实施仁政的“点缀”，但是还是应实事求是肯定先人的努力与业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