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北宋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曾出将入相，功满天下，其英名已传之千古。他晚年撰《岳阳搂记》，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深弘誓愿，更是传诵了千百年，为世世代代的人们所敬仰。

　　然而，范仲淹是大慈善家，人们却知之甚少。他当官时，俸禄较高，但其平生却“未曾享有一日七大夫之奉者”，保持一贯的俭朴生活。他不像许多儒士追求“颜如玉”、“黄金屋”和“千钟粟”的个人享受，而是办义庄、兴义学，解人之难，使之安居乐业，或受良好教育。他临死时竟清贫如洗，以至无资以葬。他的慈悲济世精神就是他的十四字的深弘誓愿。

　　一、置义田，兴义学

　　范仲淹身居高位，俸禄丰厚，但却克勤克俭，省下余资，兴置义庄，周济宗族穷人。其子范纯仁说，范仲淹“于苏州吴、长两县置田十余顷（十顷为千亩），其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谓之义庄。”当时聚族而居已有九十口，则平均每人占田八亩有余。岁入粳稻八百石。计口给米外，存余粮以备荒年及丧嫁之费。范仲淹自幼虽未得到族人的帮助，却以宽广胸怀自愿：“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楼钥在《范氏复义宅记》中评价道：“文正公奋身孤藐，未尝赖宗人毫发之力。既达，则阖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富弼撰的文正公碑铭中亦写道：“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门中如贱贫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每抚边（既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副边防长官，对西夏作战)，赐金良厚而悉以遗将佐。在杭尽以余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以聚疏属；而无敛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诸孤无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遗表不干私泽。此益见其始终志于道，不为禄仕出也。”

　　范仲淹亲自手订义庄的管理规则，规定任何人，包括义庄掌管人犯规，由“官理断”。他对子侄要求很严，嘱他们“勿烦州县”；他给诸侄写信，再三要他们在官当廉洁谨慎，必须有乡曲之誉，才能推荐。范氏后人继承了办义庄的传统，在晚清时达到八千亩，其供给赡养的范氏族人有了数倍的增多。

　　范仲淹也关心苏州的教育事业。他曾在苏州购得南园之地，已盖好房子，准备居住。一位阴阳家（风水先生）说，住此地“必踵生公卿”（可世代出公卿）。范仲淹说，“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受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让天下士人来上学，都成为贵人）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他继承了孟轲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

　　除置义庄，办义学外，范仲淹的义举是很多的。这里只举一例以明之。他被贬到浙江当官时，一名小吏孙居中死在任上，家贫子幼，缺路费，不能回乡。范仲淹赠钱数百缗，（缗，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缗）雇了一条船，把灵柩和一家老小送归家乡。他派一位老衙吏护送。为避免途中为关卡阻滞，交给一首诗，并嘱咐道，“过关过卡，把这个拿出来就行了。”诗云：“十口相携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

　　二、只任天下之重，以天下为心

　　读宋史卷范仲淹传，读范公文集，才悟到范仲淹的十四字的深弘誓愿是他的由儒家的“兼济天下”到佛家的“普度众生”的境界的人生轨迹。他少年时，在长白山醴泉寺（今山东)读书，“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取二块，断整数茎，入小盐以啖之。”冬夜读书，为振作精神，以冷水沃面。虽然“人不能堪”，而“仲淹不苦也。”后来他前往应天府（今河南)，在应天书院（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师从戚同文，继续“苦心劳形”，“五年来常和衣就枕”，“读书累年不解带。他曾立下不能当良相，即当良医的志向”。他说“能及大小生民者，固为相为然”；“在下而能及大小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后来，他的忧思更为深远。他表白有“益天下之心，重千古之志。”他称他的至诚所趋者，乃是“以万灵为心，以万物为体，思与天下同其乐。”他坚持“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他无论当文官，抑或任武官，都深得民心。这是因为他“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爱持众同，乐与人共。”
范仲淹与韩琦同心协力抗击西夏时，边上人唱道：“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范仲淹任开封府尹时，开封人称他“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明代何渊镌说：“大凡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为心。心之欣戚，主乎人而不私于已。”这是对范仲淹的伟大人格和精神的高度概括。

　　范仲淹置义田、办义学是他的“任天下之重，以天下为心”的精神的延续。此外亦有其恩师戚同文的影响。《宋文学案、卷三：高平学案》中讲“同文为人质直，尚信义。宗族贫乏则碉给之，丧则赈恤之。不积财，不营居室。或勉之，辄日：‘人生以行义为贵。’由是深为乡里推服。”

　　我国学者认为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是源自孟子。孟子曾说：“君子有终生之忧，无一朝之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笔者不否认孟子的与民同忧乐的思想对范仲淹的影响，但必须指出，范仲淹的十四字深弘誓愿的境界高于孟子。晚于范仲淹的苏轼也曾说：“享天下之利者，任（承担）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其境界也逊于范仲淹。范仲淹是一位儒士。孔孟表述的是“做人之学”，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范仲淹的一生切实地践履了。然而他的十四字的深弘誓愿则表明，他有着更高远和深沉的现实关怀和价值理念，那就是佛家的大慈大悲，这是他所追求的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

　　三、慈悲济人，普度众生

　　儒家主张仁爱，推己及人，不可自私自利，要与他人忧乐与共。但儒士能真正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进而“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者不多。原因一是，儒家的“仁”是在家族伦理的文化生态中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不断递减的差等的爱。而“为仁”的根本途径是自我修养；二是儒家只论及人际关系，而不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论及人与神鬼的关系，也未论及彼岸世界；儒家虽提及因果报应，但缺少作恶下地狱、行善上天堂的警世内容，因此现实效果小。孔子曾两次扼腕而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没有见到喜欢德行能像迷恋女色一样的人啊！）欧阳修是宋代的大贤、大儒之一，然其“游饮无节”，有时迹近放纵。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中说，欧阳修嗜酒亲妓的荡习，有时令人“讶其多游。”欧阳修自己亦坦言：“仆知道晚，三十以前，尚好文华，嗜酒歌呼，知其为乐，而不知其非也；及后，少识圣人之道，而悔其往咎。”范仲淹也曾叹惜汉代的贾谊不能把名位看破，悲郁而死于长沙，其诗云：“人生荣辱如浮云，悠悠天地胡能孰；贾谊文才动汉家，当时不免来长沙。”儒家不如佛家的暮鼓晨钟能提起人的警觉。佛家是把善恶报应与六道轮回相连，作恶者会入三恶道（畜生、饿鬼、地狱），因此具有强大的警策作用。

　　范仲淹是一位佛门居士。笔者并未专门进行考证，只是在浏览《佛光大藏经、净土藏》时，读到清代济能纂辑的《角虎集》，书中载有《文正公范仲淹居士》佛门行止的个案。他作为居士，自始信仰佛教（宋时，佛教指佛陀的教育，而非宗教）。诚然他熟稔佛经。比如，他在宣抚河东途中，偶获一卷佛经，当即识别出于宋初刊刻的《大藏经》。他曾说：“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他是深知佛家真谛的。《岳阳楼记》中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两句最为警世，都是菩萨境界。他在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时，联合富弼等人实行“庆历新政”，积极推行有利国计民生的改革，未获成功，而被排挤。他在谢表中，表达了“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宋。”欧阳修也赞扬他“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不以物喜”或“不以毁誉累其心”等，表明他不攀缘，不受环境即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所左右，保持其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和慈悲。范仲淹对于佛陀的教导是知行结合。他是禅净双修。据《角虎集》载，他“常修净业，以养圣胎。临终之日，谓家人日：‘吾昨夜梦池中莲花皆作 金色，即当随师西去矣。’溘然而逝。（佛教是师道，范仲淹以阿弥陀佛为师，最终随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笔者认为，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源自佛家，更准确而言，是源自地藏菩萨的大愿。地藏菩萨深感众生太苦了，而地狱众生更是苦难深重，因此他的誓愿是“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我们可以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中了解到地藏菩萨以不同身份，四次立弘誓愿：“我今尽未来际不可劫，为是罪恶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不先度罪恶众生，令是安乐得至菩萨，我终未愿成佛……”这是大慈大悲；与一切众生乐，是慈心；拨一切众生苦，是悲心。这种慈悲是平等的、无条件的、一视同仁的。范仲淹敏锐地洞察到天下人的忧患，并为此而忧虑，尽其所能，解除大家的忧苦。这是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他要先替天下人着想，先让天下人都快乐，然后自己才能安心享有快乐。这是“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意识，是视一切众生本来与我同体，苦乐相共的。因此，他对天下人的拨苦和与乐是不分亲疏的，不计较自己的得失的，而为天下人担荷一切难行、苦行。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是因地藏菩萨的精神力的感召而发生的，从而形成了他的崇高的人格和精神。范仲淹是儒家式的佛门居士，他的十四字深弘誓愿是以儒家的语言表述了佛家的大慈大悲精神。胡锦涛于2005年2月4日接受第十一世班禅拜见时，倡导“积极弘扬宗教教义中扬善抑恶、平等宽容、扶贫济困等与社会主义社会道德要求贴近的积极内容。”因此，继承范仲淹的深弘誓愿和地藏菩萨精神，是时代的需要，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自古以降，我国无数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等继承发扬了范仲淹的深弘誓愿，为中华民族和人民铁肩担道义。他们在马背上角逐日月，刀光里保家卫国。比如，吉鸿昌将军临刑前，用树枝在地上从容写道：“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进发出人生的悲壮。缅怀这些英雄人物，我们愈加感到眼前是数不清的高山峻岭。

　　经过“文化大革命”，被“神圣”口号戏弄过以后，不少人淡漠了崇高的理念。人的神圣感、尊严感暗淡以后，只会一心跟着感觉走，在纷纭杂呈的诱惑面前，目不暇给，魂不守舍。更有甚者，对西方的后现代主义采取各取所需的功利态度，热衷于反权威、反道德、反理性、反正统、反严肃，追求绝对的个人自由。丢失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就可能投入痞子文化的怀抱。范仲淹的先忧后乐观，乃至一切深邃的思想，都是从生命的深处涌现出来的，都是真正深刻地关照生命，关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

　　范仲淹死后，韩琦在祭文中称誉他“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今天，他依然是我们的导师。在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时，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是一股清纯的源流；在我们培养律己奉公的德性的时候，他的思想是策励我们的力量。我国著名学者刘梦溪在其《传统文化：解构与重构》一文中说：“凡真正的思想家，其学思总有超越的一面，即使是处身于传统社会政教合一的政治结构之中，仍有属于思想家个人（同时也属于全人类）的超越的部分。这超越的部分，作为文化遗产，便具有永恒的价值。”诚哉斯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悲壮刚烈，令人血脉喷张，令人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更是令人低回敬仰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