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济的先发优势，浸淫中西文化的独特背景，香港现代慈善事业发展较之大陆，走得早且远，香港特别行政区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特撰文，介绍香港慈善事业的发展情况，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撷取精华。

　　香港慈善事业的发展脉络和个中原理

　　最近到无锡来开会，让我有幸再来江南。我私下很喜欢到江浙一带游历，江浙是我们中国风光秀丽、人文荟萃之地。一次到了杭州，听当地人说，此地有一家老药铺叫胡余庆堂，讲了些胡雪岩的故事。

　　胡雪岩说，做生意赚了钱要做好事，他说好事不会白做，除了留名之外，还可以令到“市面平静”，市面平静，大家才会“生意兴旺”。胡雪岩说的市面平静，就是我们讲的“社会和谐”，至于生意兴旺，就是我们讲的“经济发展”。

　　我对文字很敏感，胡庆余堂，香港很多老一辈的人，都有叫庆余、或者余庆的，典故出自《易经》，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所谓留余庆，就是积阴德，家族行善积德，就会福泽绵长，子孙永继。当中，固然有传统的信仰，就是儒家仁人爱物、道家的积善记功与佛家的因果报应，但也有企业家很现实的顾虑，就是做生意要兼顾社会和谐、企业伦理与形象品牌。

　　很多有钱人都怕“富不过三代”，其中，行善积德，就是延长财富、让家族企业可以持续经营的方法。至于中文的“堂”字，在香港更加普及——香港是一个传统与现代互相共融的地方，香港街上可以见到很多老药店、很多慈善团体，与宗族同乡的祠堂组织，都叫堂。在香港，大家组织一个团体来行善，叫“开善堂”，其中如果是包括赠医施药的慈善团体，那个“堂”字就更加贴切了。香港的四个大慈善团体之中，有两个都叫“堂”，就是乐善堂(1880)和仁爱堂(1977)。

　　香港的商人为什么要行善？首先，行善就是善行，善行令人欢喜，帮助别人，自己也快乐。第二，生意会失败，财富有时而尽，但行善却可以在生前打通人际网络，在死后留芳百世，是具有长远收益的社会投资。第三，就是建立家族名声，福荫子孙。特别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法制不健全之下发财的商人，或多或少，都沾有不光彩的经营行业或手段，如投机倒卖、无牌照经营等等，为了补偿声誉，必须大力捐输，为家族重建声誉，让子孙可以在社会立足，得到尊重。

　　到了近年，许多商人又有了新的动力投入慈善事业，很多甚至将大部份身家捐献，新的捐献动力，第一是来自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家尝试用办企业的精神来做慈善，确保慈善事业能够取得针对性的成效，以策略性的手段投入资金，结合政府部门和社会伙伴，持续经营，也能使受助的弱势社群感染到企业家精神，在将来自力更生。

　　第二个动力来源，是维护家族团结，改善家族治理。因为有钱人都有财产继承的困恼，除非将财产全部捐献，否则下一代或多或少都会因为争夺财产而伤和气。成立家族的慈善基金会，对外以基金会的名义在社会一起活动，也有良好形象。

　　第三，商人从事慈善事业，可以接触其它非牟利团体的工作模式与公司伦理，理解别人的管理模式和策略思想。商人领导慈善团体，可以参与政府的咨询组织和顾问委员会，在和善的环境接触官员，促进官与商之间的谅解与合作。

　　第四，透过慈善事业，商人可以推广仁爱的思想。例如在电视台转播周年筹款的时候，香港的东华三院等，会发动义工，在香港各地募捐，电视上的筹款晚会，有钱的捐巨款，少钱的捐小款，没钱的当义工，但集中起来计算，平民百姓捐的钱会比有钱人的多。这样除了可以散布善心之外，还让平民百姓有平等参与的观念，人人可以行善。

　　香港的民心稳定，社会爱心充沛，都与这些潜移默化的社会教育活动，有莫大关系。

　　香港的慈善事业，除了绅商团体、同乡会和商人家族成立的，也有是政府自己发起的。香港慈善团体的经济来源大致有三个：政府、公民社会和企业赞助。其中，香港赛马会、香港公益金和香港奖券基金，都是全民拥有的慈善组织，由政府委托有信誉的人士出任理事，负责管理。这几个大基金会，再捐助其它小型的慈善团体和社会服务组织，监察它们的管理，扶助它们成长，在香港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稳定的公民社会，这对于今天香港的现代化成就有很大的贡献。由政府直接拨款的包括医院及社会福利机构。间接拨款则透过不同性质和特定用途的基金。

　　中国的五经之首——《尚书》里面有一句治理天下的教训，就是：“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套用在慈善事业里面，是首先要正德，慈善事业可以端正行善者和受助人的品德，令社会充满仁爱。慈善事业可以妥善利用社会财富，所谓为利为用，令财富得其所用，为社会缔造多种的发展资源，令人民的生活条件丰厚，此所谓厚生。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政策网 作者：何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