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全球公益慈善领域日新月异,“催化式慈善”(Catalytic Philanthropy)作为一种基于资本和市场的慈善创新理念和手段,出现在推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这种慈善方式着眼于创造合作与创新的条件,使用一切可以带来变革的工具(包括非营利领域之外的非常规手段),试图通过系统化、规模化方式应对社会问题。 本文通过若干案例对发生在美国的催化式慈善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和观察,并对比阐述了以“小组织”为特征传统慈善的局限。的确,催化式慈善作为公益慈善行业链条上游的驱动者——捐赠者的自我变革,对系统化解决大规模社会问题这一难题已经展现出可观的效果和潜力。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小组织通常无力解决大规模社会问题,却能深入到大规模变革难以触及的角落,并发现、提出乃至解决那些被大变革忽视的小问题,它们的存在还丰富了公益慈善领域的多元生态,增加了公民的自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力。我们希望,通过不同的公益理念、策略与手法的相互碰撞,能够激发出公益领域的更多思考与活力。 托马斯·希柏与其他捐赠者不同。作为希柏软件公司的创始人,他是少数有资源向公益事业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的慈善家之一。但他的慈善活动无论是方式还是取得的效果都明显不同于其他捐赠者。2005年,希柏开始关注美国蒙大拿州冰毒滥用的情况。冰毒作为一种毒品,极易上瘾并会严重损害身体。在美国乡村,冰毒已成为一个特别严重的社会问题。2005年,蒙大拿州的冰毒滥用程度在全美各州排名第五,全州有一半的罪犯因冰毒而入狱,每年造成的直接损失约300万美元,而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以及人们因此遭受的痛苦,则远远无法估计。 希柏并没有直接给当地公益组织开支票,而是自己花时间调查人们为什么会沉溺于冰毒。他发现,那些初次接触冰毒的人(绝大多数是青少年)并不知道它的危险。于是,他发起了一项“抵制冰毒计划”,该计划致力于改变青少年对冰毒的认知。他召集专业人士,雇佣旧金山最好的广告公司,共同制作了一系列动人心魄的广告,并以每周3条的强度播放,影响到了蒙大拿州80%的青少年。 这些广告是国际水准的:每条广告的制作成本在50~100万美元,由好莱坞一流导演执导,其中包括奥斯卡提名影片《通天塔》的导演阿加多·冈萨雷斯·伊纳里多。该系列广告获得了43项国内外广告竞赛奖项。 这些广告看起来触目惊心,为吸引青少年眼球,广告在目标群体中进行了测试。广告内容比当地人此前在电视中看过的任何宣传片都残酷得多,30秒的广告从一个个随处可见的普通孩子的画面开始,以他们被冰毒蹂躏后的悲惨画面结束。人们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留下的可怖伤疤和心灵遭受的严重扭曲,看到他们如何殴打和抢劫亲人、卖淫、甚至因过量服用冰毒而死亡。
这些广告的渗透力很强。在蒙大拿州不大的媒体市场上,希柏每年花费200万美元的项目预算,头两年就投放了4万5千次多次电视广告、3万5千次电台广告和1000个户外广告。“抵制冰毒计划”已成为该州最大的广告购买商。
食物就是我们严重浪费的资源之一。我们上周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公开了事实,就像美国全国消费者联盟(National Consumer League)最初报导的那样,我们国家百分之四十的粮食都被浪费了。有些读者对此觉得很难想象,但实际上这个现状是可以理解的。
广告效果也异常显著。2005到2007年间,蒙大拿州青少年冰毒使用率下降了45%,成人冰毒使用率下降了72%,与此同时,与冰毒有关的犯罪率下降了62%。对冰毒危害有清醒认识的青少年比率从25%上升到93%,同时青少年们开始劝阻身边的朋友服用冰毒。在美国各州滥用冰毒排名中,蒙大拿从第5名下降到了第39名。 但希柏依然没有停止抵制冰毒计划的推广。每隔9~12个月,他会跟踪目标青少年群体的变化,拍摄和推出新的广告。他还说服了其他投资者加入该计划,并推动学校和社区机构赞助抵制冰毒活动。希柏自己还去游说美国国会,在他的努力下,另有六个州实施了抵制冰毒计划。 无论从个人影响力还是社会影响力来看,希柏在反冰毒行动中获得的成功都与大多数慈善家那些温吞的、几乎看不见的成果形成鲜明对比。这告诉我们,如果慈善家想要更有效地解决社会迫切问题,就必须采取新的方法和手段。 事实上,很多捐赠者已经开始了探索,希柏只是其中之一。那些卓越的捐赠者——无论是基金会、公司或者个人——都不再是简单地开出大额支票,而是采取与众不同的行动。他们扩大了战略慈善的范围,超越了最近备受关注的公益创投和社会企业家的定义,创造了一种被称为“催化式慈善”的社会变革。在讨论这种新的慈善方式与其他慈善方式的差异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传统的慈善方式很难达到可观的影响力。 传统慈善方式的局限 对多数捐赠者而言,做慈善就是考虑决定支持哪家机构,给他们多少钱。这是将解决社会问题的所有责任都委托给了受资助的机构。我们毫不怀疑公益机构真诚的奉献精神和为之所付出的努力,但却很难说他们具备解决大规模社会问题的能力。 每个公益机构都是单独运作的,有各自认为最好的战略方向,但却缺乏彼此学习的基础性平台,缺乏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缺乏全国性的影响力。那些拥有资源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变革的大型公益组织,多为医院、大学和文化机构,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自身可持续发展。行业内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都在筹资上彼此竞争,想方设法说服捐赠人,他们解决某个社会问题的路径是最优的,比别的机构都好。极少有机构会系统性地构建自身影响力。 因此,不管捐赠人多么慷慨,公益组织员工多么努力,如果我们选择支持数不清的小组织,沿着它们那些缺资金、缺协作、缺问责的路径前进,是无法保证——甚至是没有可能——找到有效解决大规模社会问题的方案。也许他们能暂时改善某一特定时间或领域的问题,但却难以带来持续的变革,而后者才是这个社会所亟需的。 催化式慈善的四大特征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慈善,可以催生出希柏在抵制冰毒项目中带来的那种社会改变。过去十年间,
我参与创办的FSG社会影响咨询公司已经研究了若干案例。我们提炼出了催化式慈善为何有效的四大特征:改变世界的雄心和承担责任的勇气;吸引他人加入激动人心的事业,为利益相关方赋权,创造合作与创新的条件;使用一切可以带来变革的工具,包括非营利领域之外的非常规手段;创造可转化为行动的知识,不仅改善自身绩效,更影响他人的行为。 所有这些特征,都显著区别于当今大部分捐赠者、基金会和相关团体的做法。接下来,我们会逐个解读为什么它们如此重要。
1. 为追寻的事业勇于承担责任
鲍勃·帕蒂洛是亚特兰大房地产开发商,拥有一个名为罗克代尓的小型家族基金会(Rockdale Foundation)。在派往古巴的传教团中,他遇到了一些从小额贷款中获益的贫困家庭,由此开始思考为什么中东地区的小额贷款规模如此之小——1999年,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从小额贷款受益的人数以百万计,而阿拉伯地区获得小额贷款的人数仅有4万。帕蒂洛没有坐等非营利组织找上门来,也没有问“我们应该把钱给谁”这类问题。他需要找到解决方案,因此他的问题是“要使小额信贷在阿拉伯地区遍地开花,需要提供什么样的基础性支持?” 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帕蒂洛和罗克代尔基金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小额贷款的主要资料没有阿拉伯文的版本,他们就请人翻译;此前没有国际会议关注过阿拉伯小额贷款议题,他们就组织召开;当地仅有的一家协调机构只有一名雇员和很少的预算,也没有商业计划,他们就资助其发展壮大;全球小额信贷的主要投资方忽略了中东地区,帕蒂洛就资助了一项关于贷款需求和机会的研究,并亲自带着报告去寻求他们关注。简而言之,帕蒂洛将所有这些要素缀连起来,全方位去催化他想要推动的变革。 这样做的结果令人激动:7年时间,每年平均投入仅40万美元,阿拉伯地区的小额贷款借款人数从4万猛增到300万。在18家基金会支持下,整个地区有超过50家新增小额贷款机构提供服务。全球领先的小额贷款投资者注入大量资本,协调机构蓬勃发展。罗克代尔基金会超越了自己当初设定的目标。
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捐赠者希望解决某个社会问题,他们必须亲自动手去做。这不意味着他们需要创办自己的非营利组织或者忽略其他机构的努力,而意味着捐赠者应该扮演一个超越资助、变得更加强有力的角色。在真正解决问题方面,私人捐赠者、基金会以及企业拥有绝大多数普通非营利组织所不具备的影响力、关系网络及能力。因此,捐赠者的直接参与以及对结果亲自负责,可以使他们撬动个人及职业关系网络,创建公私合作关系,引入在其它地方已被证明成功的项目,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影响政府,吸引公众关注,协调不同非营利组织的行动,并吸引来自全球的投资者。如果捐赠者将自己局限在简单开支票的话,上述所有这些能够带来社会变革的强有力手段就无法发挥作用。
2.为变革而动员
基金会想要解决的很多问题本质上是自我调适的:受问题困扰的人群是为他们自己的权益而参与问题的解决,例如,青少年劝阻同伴不要吸食冰毒。在另一些情况下,有效的解决方案已经存在,但很难从外部植入现有系统。众所周知,越好的老师教出的学生也越好,但是采用一种简单方案来达到系统性的变革却是异常困难的。障碍不在于答案的未知,而在于行动不协调、条件受限、和不同利益相关方及不同社会部门之间的动机冲突导致的现状难以改变。 催化式慈善通过激励跨部门合作和动员利益相关方创造共享的解决方案打破了这些藩篱。建立联盟可以为获得和落实解决方案创造条件,这种方式与传统的方式——直接资助某个提供最具吸引力方案的机构——是完全不同的追求。想要带来系统性变革需要坚持不懈的运动,需要围绕共同的目标,聚焦各种利益相关方的注意力,并将他们的努力凝聚起来。 以一个叫做“奋斗”(Strive)的非营利组织为例。该组织是2006年由时任辛辛那提大学校长的南希·詹弗尔成立的。詹弗尔意识到,教育的成功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分段的进程,这个进程始于学前教育,终于就业安置。因此,她联合“知识的作用基金会”(KnowledgeWorks Foundation)及大辛辛那提基金会(Greater Cincinnati Foundation),发起了覆盖整个社区的倡议活动,力求改变整体状况。活动吸引了整个大辛辛那提地区超过300家组织和机构参与,包括学区、大学、私人及公司资助者、公民领袖及非营利组织,总预算高达70亿美元。 这些组织形成了15个网络,每个网络聚焦于一个教育时段,比如学前教育或大学预科。每个网络都开发出了一套监测整个地区教育得分和进步的指标。各个网络的机构负责人每两周开一次会,花两小时讨论进展。参与是志愿的,不需要任何额外资助,他们相互学习,采用统一的绩效标准,想办法通过协作让工作变得更加有效。很多改变其实非常简单——让老师知道哪些学生在接受辅导,调整班级和校外课程——但正是这些小小的改进带来了整个教育系统的效率提升。此前,没有哪个单独的干预触到了教育失败的根本问题,但现在整个教育系统却逐步变得更加协调、敏捷和有效。仅仅过了两年,非营利组织“奋斗”就提交了非常积极的报告,显示大部分努力取得了成功。 比起单纯资助某家机构,动员和协调众多参与者是复杂而又耗时的。系统性的改变依赖持续的运动,增加整个领域的能力和协作,同时也依赖公众意识的觉醒和更有利的政府政策。催化式慈善家会投入必要的资金来唤醒公众意识,提升公众期望,协调其他资方、非营利组织、公司和政府部门的力量。
3.使用一切可用的工具
催化式慈善家为推动社会变革采用了大量的非传统工具,包括企业资源、资本投资、倡导、诉讼甚至政策游说。下面是一些案例。
企业资源。通用电器(GE)连续5年投入1.5亿美金,支持其主要工厂周边5个城市学区的薄弱高中提升数学和科学教育水平。除资金外,他们还提供密集的辅导、教练、暑期工作机会、奖学金以及技术捐赠,并为学校管理层提供管理咨询。在四年间,这些学区中约10万名学生的标准化数学考试成绩平均提高了30%。
资本投资。F.B 赫伦基金会(F.B. Heron Foundation)将超过25%的捐赠款用于促进其使命的投资活动。比如,其中一笔投资是为明尼阿波斯市社区再投资基金(CRF)提供次级贷款,以改善其财务绩效表现。CRF从社区发展公司和个人手里购买了2,100笔贷款,总价值10亿美元。它们因为规模不大,不足以直接吸引机构投资者。通过为贷款提供流动性,CRF自成立以来已经催生或保持了超过35,000个工作岗位,为约600家妇女或少数人群的企业提供了贷款,并建造了超过16,000座住宅单元。
倡导与诉讼。威廉与拉姆森基金会(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支持受助机构开展倡导和诉讼,以期对加利福尼亚的教育政策产生深远影响。2004年,拉姆森基金会部分资助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公共议政员发起的一项针对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诉讼,为当地学校带来了10亿美金的学校修缮和教育材料费,以及对薄弱学校的额外支持。2005年,拉姆森基金会同样参与支持公共议政员和“正义加利福利亚”发起的独立诉讼,要求政府撤销4000多名不合格教师资质,并为他们提供培训直至其符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的“高素质”要求。
游说。皮尤慈善信托(Pew Charitable Trusts)为倡导燃油效率,推动美国国会在2007年12月通过了一项法案,提高了美国汽车燃油经济性的平均标准,这是32年来的第一次。它的做法是,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组成联合体,汇集各种独立研究成果,创造了高质量的民意调查数据,引导财富100强CEO和军事领袖共同发布了联合宣言。连续三周的参议院选举过程中,皮尤在国会关键选区的媒体上发表了85篇社论并刊登了付费广告。它的成绩是,到2020年该项立法得以全部实施之后,每年路面将减少2800万辆车,节约230亿美元的燃油消耗,减少1.9亿立方的温室气体排放。
4.创造可转化为行动的知识
多数捐赠者依赖执行伙伴和受益人向他们提供所应对的社会问题的相关信息,且通常局限在项目层面。催化式慈善家则会主动采集与问题相关的所有知识,用以指导自身实践,并激发更多的行动。要想让知识能够转化为行动,仅仅是采集信息和发布报告是不够的。它要求信息可以激发人的情感,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并且发展出实用的建议,能启发人们的具体行动。
2004年,皮尤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将学前教育扩展到贫困线下的400万名5岁以下儿童,将会产生5110亿美元的净经济效益,即每投入1美元,可以通过收入的增加和福利支出的减少得到16美元的回报。该研究为政策倡导者在增加州政府支出方面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案例。2005到2008年间,
全美用于学前教育项目的花费从29亿提高到48亿美元,增长66%;7个州保证对所有4岁儿童提供普遍的学前教育,另有3个州承诺为所有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支持。2004年,易趣网首任总裁,同时也是斯科尔基金会(Skoll Foundation)创始人的杰夫·斯科尔成立了一家商业电影制片公司——分享传媒(Participant Media)。该公司直面社会问题,拍摄大制作电影,唤醒公众的认识和参与。比如,《辛瑞那》、《难以忽视的真相》和《晚安,好运》。分享传媒在商业和艺术上都大获成功,不仅有惊艳的票房收入,还收获了众多奥斯卡提名。伴随每个电影的放映,分享传媒和其公益伙伴会组织相应的社会运动,比如为学校提供免费放映和开发教育课程。与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史上最佳票房纪录片之一)的放映相伴而来的社会运动直接带来了超过106,000吨碳补偿,9个国家将电影列入高中课程,此外,还促成了4项有关气候变化的法案提交到国会讨论。 勇往直前 社会变革的过程是繁复混乱的,意志坚定和有影响力的人物往往可以扭转乾坤。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捐赠者必须承担催化的角色,发起社会运动或者整合解决方案,这是功能单一的非营利组织无法单独完成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催化式慈善适用于所有的捐赠者,或者说其它类型的慈善活动是无效的。但是,一小部分有意愿和有机会带来改变的捐赠者——不论是基金会和企业里的专业人士,还是拥有相应的时间和资源的个人慈善家——应该向前迈出一步,成为催化式慈善家。他们会发现,这种努力能产生显著的影响力,并且为社会环境带来意义深远的改变。慈善确实是带来社会进步的强大工具,但只有捐赠者自己可以让它变得如此强大。(牧之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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