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忽视、虐待、校园性侵、家庭暴力……”令人痛心的字眼不断进入公众视野，频发的伤害儿童事件一次又一次触动社会的底线。
侵害儿童尤其是女童的事件为何如此高发？那些娇嫩的生命在我们身边经受着怎么样的伤害？我们又该如何去消除那些潜在的危险，帮助已经遭受伤害的人从灾难中恢复过来？2013年9月，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京举行了《女童保护研究报告》发布会暨女童保护论坛。
将“性教育”纳入学生课堂
监护缺失是女童伤害事件高发的直接诱因。但是，此类事件在更多非监护缺失群体上的高发说明除了这一诱因外，还存在其他原因，那就是受害人及其家人的防范意识和防范知识不足。
《女童保护研究报告》调查发现，当前我国的中小学中很少开展性防范意识教育。在对位于西南边远城市的教育局领导和教师进行访谈的过程中，问及是否开展有关性教育和性防范方面的教育时，对方的回答是：“这里还保留着淳朴的民风，人们对于性方面是很保守的，不需要进行专门的教育，也没有听说过类似的事件发生。”
据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副部长吴新平介绍，2011年1月到2013年6月期间，媒体报道的儿童遭受侵害事件共约240万篇，其中性侵害类报道约为45万篇，数量最多。
“性教育完全可以被纳入正式的教育课程在学校中开设，开设时要做教师培训。教育系统要培育这样的知识，同时我们在教育过程当中还要把家长也吸纳进来。”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刘文利建议。
避免媒体“二次伤害”
已经受到侵害的女童群体，是最迫切需要帮助的人群，她们的人生因为被侵害而受到极大的影响，保护受害人由于事件曝光和调查举证的再次伤害可以说是处理类似事件中极为重要却容易被人忽略的环节。
海南万宁事件的受害者家长起初积极接受媒体采访，如今却躲着媒体，陌生电话都不敢接听。他们抱怨，有些电视台没按他们的要求给脸部打马赛克，让他们暴露了身份，扛着摄像机直接闯进家里到处拍的记者也不少。在这样的重重压力之下，部分受害女孩不想上学了。一位女孩在事发后尝试着回学校上课，但两天后她回家跟家长说：“同学又说起这事，不想上了，以后都不上了。”
“作为一个记者，要想做好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报道，首先要正确认识自己的角色。”《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倩说，记者首先是保护者，这是前提。案件中该披露哪些细节、舍弃哪些东西，对社会、当事人和家长都有意义；作为一个好记者，还要是个“思想者”。思考案子如何发生，思考如何协助促进法律完善从而保护受害者；好记者还应该是个“引路者”，高压线上的记者非常想拿出有影响力的报道，但是不能为了报道牺牲应该被保护人的利益。
张倩最后说：“有关儿童侵害的教育课程很多，但是针对媒体的培训很少。所以在报道过程中，有些记者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往往好心办坏事。”
建立爱的“共同体”
“成人对事情的态度会影响孩子，如果成人觉得受侵害的事情是敏感话题，回避不谈，那么这样的情绪会投射给孩子，孩子也同样会很敏感。其实，如果大人坦然地跟孩子解释，孩子们会发现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中心小学副校长郑菊的话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受害人容易将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审视曾经的痛苦，这往往会造成痛苦的不断强化导致无法释怀。这时，如果有人能够帮助他、理解他、接纳他，二人之间就可以形成某种特殊的关系，其中充满了理解和友好。最终，受害者就会发生积极性的改变。
“从社会工作角度来说，我们整个介入过程是个增能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单的保护。用一句现在人们常说的话就是‘输入正能量’，而核心的目标就是建立‘共同体’，爱的‘共同体’。”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童小军说，我们不仅仅要介入受伤害的儿童，还需要对他周围的家人和共度日常生活的人提供支持和帮助。“共同体”的建构是容易实现的操作，同时还是起着基础性支持作用的，能够帮助受害女童人格恢复的必经之路。
让遭受伤害的人在“共同体”中感受到爱；然后利用人与人交往、参与、形成人际互动、形成新型的人际关系；最后，在公共空间内得到自我提升和发展。受到侵害的女童如果能够进入这样一个自然的生活“共同体”，就会慢慢被其中的氛围所感染，其生活状态就会不断调整，逐渐恢复成人格健康，甚至变成更加自信和有能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