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信息时报前日报道的受虐儿童保护中面临的诸多困境，广东省妇联权益部部长杨世强建议，广州可探索建立类似“儿童保护局”的机构，负责解决儿童受虐评估、预防、临时保护，寻找合适的抚养家庭等问题。这一建议在市“两会”引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热议。有的代表委员赞同，有的则反对，认为“专门设局‘不靠谱’，义工组织‘最可行’”。
建议
建专门儿童保护机构
广东省妇联权益部部长杨世强建议，明确规定专门承担依法保护儿童的国家机构或组织，例如广州先行先试建立类似“儿童保护局”的机构，要明确一个专门机构或组织，赋予其法定职权，也作为儿童福利机构，使其承担起监护、保护和庇护儿童的职责，起到替代法定监护人，对困境儿童临时监护的作用。
赞同
可先让社工家访教育
香港教联基金会秘书长、广州市政协委员李凤琼表示，在香港是有专门的儿童监护部门，如保良局和孤儿院，“在香港，如果儿童受到家庭暴力，政府会惩罚家长，并且政府会对儿童特别照顾，还会去家访家长。”她认为，广州值得先行先试建立专门的儿童保护局保护受虐儿童。不过她强调，对于虐童事件，政府是要支援，政府和社会都需要把儿童培育成人，但不应把压力都交给政府，“父母一定要负责任。”
反对
专门设局“不靠谱”
义工组织“最可行”
市政协委员、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何伟认为，“儿童不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其基本需求在三五年内会发生变化，专门设局来解决虐童是不靠谱的，而且牵涉到资源、设施配套等的工程太庞大，很难实现。”
在扩大虐童案件起诉权方面，何伟认为，“起诉是最后一种救急方式，没必要走到那一步，应在虐童发生前就进行遏制，培育义工组织是最实际可行的方式。”在2013年参与《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草案）》的起草工作时，何伟就还提出了“义工进学校”建议。他表示，“如果虐童发生在学龄前儿童身上，可由街道、社区的义工组织进行干涉；如果发生在学校，可以让义工进学校，首先解决虐童暴力的来源，例如更换监护人；其次，对受虐儿童进行追踪心理辅导。”
先引入社工教育调解
市政协委员贺慧芬则认为，如果贸然就把受虐儿童送进儿童监护局，让儿童与暴力家庭分开或许不妥。“首先政府应该引入社工等相关专业人员对此类家长进行教育与调解，社工定期定时跟进此类家庭比较好。如果经过几次跟进还屡教不改导致情况恶化，就可以让如法院一类的专业机构对其认定标准，达到一定标准再走法律程序，把儿童送进儿童监护局或收容所等。”
部门声音
福利院：同意建但立法有困难
广州市福利院院长、广州市政协委员徐久表示：“对于广州先成立儿童保护局这个想法，我肯定同意。”不过，他称，让他困惑的是，不知道国家法律是否对此支撑，“儿童监护局肯定是政府部门，不能是民间组织，政府成立儿童监护局是否有依据？这都是肯定要考虑的，而且肯定不是广州能决定的，肯定要全国人大才能作出规定。”
徐久称，广州成立儿童监护局关键是法制上的困难，要完善立法，据他所知，这在国外也缺少借鉴经验。“国外的小孩如果在家中受到虐待，首先是警察的事情，经过报警警察介入后，逮捕父母，再把小孩送到政府机构。”他称，在工作中也未曾直接面对过家庭暴力事件。
民政局：不一定要集中一新部门处理
广州市民政局巡视员、市政协委员凌妙英表示，从政府职能部门角度出发，若要促进政府先行先试成立儿童保护局，需要专门做很多的调研工作，分析其可行性。她特别提到，目前广州市对儿童妇女的保护是有渠道和管理管道的，“如妇联、共青团等都能实行这些保护，其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主要牵头的是共青团，至于像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也有救助站这种保护措施部门，只是这些部门都是分散的，没有集中。”
凌妙英称，谈到保护受虐儿童的实际操作，也都是以上一些部门分头管理，暂时还没有出现相关部门责任不清楚导致问题产生的现象，“现在监护人虐童的情况不是很突出，不一定非要通过儿童监护局这个新机构设立并调整。”
凌妙英表示，“不可能要用专门的部门就能解决问题，做好事情，反而很多事情都是通过各部门的联席会议、协调会议来协调。往往是总体规划有总牵头人，如妇联，然后靠相关部门联合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