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17岁的女孩玛拉拉·尤萨夫扎伊获得了2014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她用坚持学习和写博客的方式，对抗和批判塔利班禁止女童上学的极端政策；她曾经在校车上遭到塔利班恐怖分子枪击，子弹击中了她的头部；她经历浩劫重生后，继续为女孩们争取受教育的权利，用“铅笔比枪支更有力量”的名言身体力行并感召着全世界的人们……

　　一个小女孩，在一个弱小家庭的支持下，几乎是只身对抗极端势力和恐怖分子，既可敬，又可怜。可敬的是，她和她家庭的巨大勇气、坚定信念与卓越贡献；可怜的是，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她的祖国没有给予她充分的温暖与力量。

　　与玛拉拉相比，生活在中国的她的同龄人是幸运的，至少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是得到法律保护的。然而，在经济社会大转型、大变革的时代，儿童保护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问题是残酷的。

　　一方面，传统的家庭保护在弱化。首先是家庭小型化趋势，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家庭平均人口规模下降到3.1人，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收缩了35%左右，已经相当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户均人口规模，依靠大家庭甚至是大家族来保护儿童的条件总体上不具备了。

　　其次是家庭分裂化趋势，离婚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7%攀升至近年的2.5%，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甚至一度超过了35%，离婚家庭的儿童在生活水平和心理健康等方面，都在遭受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相当一部分不能随迁的农民工子女，与父母天各一方。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乃至安全都难以得到充分的支持和保障，辍学、童工、虐待、性侵害等情况屡屡出现。

　　再次是家庭功能及其发展能力弱化趋势，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的成本越来越高，很多问题单靠家庭自身的力量根本无法解决，家庭成员中的成年人尚且常常遇到困难、甚至陷入困境，也就难以帮助更需要关心、保护和扶持的儿童。

　　另一方面，国家的保护和保障急需进一步加强。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早已实施，三部期限10年的《儿童发展纲要》先后颁布，高规格的妇女儿童工作协调议事机构及机制不断健全，但儿童保护的制度体系、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还是有继续改进的余地。

　　从制度上看，儿童被保障的主要是“底线”权益，如义务教育、人身安全、困难救助、母婴保健等，享有的发展型和福利型权益非常有限。儿童福利制度覆盖的范围仅仅局限于被遗弃的孤残儿童，广大普通儿童还没有普遍地享受到儿童福利。相关制度的直接惠及对象是儿童，而其生活的载体——家庭——却很少获得有力的扶持，如前所述，在家庭保护弱化的条件下，很多好的制度安排难以通过家庭这一中间载体落到实处、发挥实效。

　　从机制上看，国家、家庭和其他社会主体的权责分工不甚清晰，模糊地带较多，客观上形成了保护的盲区。比如，因道路障碍无法正常上学的情况，负责解决问题的应该是教育、交通部门还是监护人？又如，父母处于重病、服刑、失踪等状态的儿童，事实上无人照料，却无法纳入国家保障的福利体系，社区或社会组织的照料又跟不上（少数先行地区除外）。再如，遭受家庭暴力的儿童，施暴的家长往往只是被批评教育，而不会受到强制性的惩戒，除非找到既有意愿又有资格的监护人将其替代，否则结果通常是儿童继续受到虐待，国家不能“夺回”她的孩子，社会组织也没办法“多管闲事”。

　　从政策上看，促进儿童发展的职能分散于30多个党政部门和社会团体，统筹协调难度不小，碎片化凸显，导致整体合力不足。各家对儿童保护、保障、福利，对儿童权利、权益、需求，甚至对儿童的年龄标准都缺乏统一认识，客观上存在政策不衔接的问题。

　　家庭对儿童的保护不力，国家对儿童的保障不够充分，社会力量的补位又不足，一幕幕的惨剧和悲剧就难以被阻止。更可怕的是，今天的不幸将导致对未来的持续负面影响。作家卡森·麦卡勒斯曾说：“儿童幼小的心灵是非常脆弱的器官，一个残酷的开始就会把他们的心灵扭曲得奇形怪状。受了伤害的儿童的心，可能会永远萎缩得像桃核一样坚硬并布满深沟，或者溃烂地埋藏在体内，即便是最普通的事情也很容易激怒他或是令他再受伤害。”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玛拉拉和印度儿童人权活动家凯拉什·萨蒂亚尔蒂，鲜明地向世人强调，儿童不仅是单个家庭的，更是一个社会的、整个国家的乃至全世界的宝贵财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60多年的发展建设，中国积累了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是时候更加重视促进儿童发展、推进儿童政策的福利化、实现儿童福利的普惠化了！

　　笔者强烈建议：将中国的全体儿童纳入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范围，让每一个儿童沐浴在国家福利的阳光下；将儿童所依托的家庭纳入公共政策的扶持范围，让每一个家庭在国家的帮助下更好地发挥作用；将儿童福利和家庭发展纳入党政各部门的政策视野，让每一个社会细胞既能享有充分的发展权、又有助力国家发展的通畅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