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蒂芙尼•曼努埃尔（Tiffany Manuel），企业社区伙伴有限公司知识、影响力和战略部副部长


纳特·肯德尔-泰勒（Nat Kendall-Taylor），心理人类学家、思维结构研究所CEO。

　　为了人人有房住，我们必须建立公共支持体系，而不再絮叨什么消费者选择和个人责任。

　　15年前，在马丁·路德金被暗杀之日，约翰逊总统恳求国会议员扪心自问，“为了实现所有美国人的手足情谊和公平，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他认为，最直接的回答是制定禁止住房销售、租赁和融资方面的歧视。5天后，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公平住房法》。

　　尽管这部法律向前迈了一大步，但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如今，成百上千万美国家庭仍然为买得起安全、卫生、及配备相关资源——好学校、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安全可靠的交通，以及优质医疗——的住宅而苦苦奋斗着。美国六分之一家庭将一半收入花在住房上，迫使这些家庭忽略其他必需品，包括食品和医药。另外一些人（大约有60万美国人）晚上只能留宿街头或无家可归者庇护所。

　　住房紧张在所有人口中并非平均分布；它对有色人群、老人、低收入者影响更大。随着租金不断上升，工资不见增长，越来越多的工薪家庭难以找到优质、适用的住房。至2025年，花至少一半收入于租金的家庭数量将达到1300万——据最新预测，比2015年增长11%。

　　住房和社区发展倡导者认为，优质稳定的住房对于所有家庭的健康和福祉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它有助于促进社区中的人际关系和机会，减少长期压力，让家庭可以负担儿童发展所需要的支出。研究证明，不合标准的住房会造成伤害和疾病，如哮喘、心肺疾病和癌症，而社区环境差则无法在户外玩乐和运动，无法买到健康的食品，获得好的工作、学校和交通。一言以蔽之，如果我们想解决不平等，无论是种族、阶级还是年龄上的不平等，我们必须解决美国经适房的短缺。

　　然而，经适房短缺在公众所认知的紧迫的全国问题上排名并不靠前，因而立法者未能充分应对这个问题。为了引起关注，促进对社区解决方案、行之有效的可推广项目的更有力的投入，我们需要发动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过去三年，“思维结构研究所”和“企业社区伙伴”一直共同致力于培育经适房部门改变公众思维和社区动员的能力。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我们开展了如下的研究：如何促进公众思考，并提升对解决这个问题所需要的变革的支持。

　　我们发现，大多数人将住房视为消费者选择问题。按照这一观点，住房是个人试图通过购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的产品将价值最大化的市场。这导致人们将住房质量看做一个简单的成本问题：有些人买得起高品质的宜居住房，另一些人则无力购买。

　　许多人将住房质量的差异看做这个市场的内在特征，甚至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经济承受能力和机遇上的差异表明，市场运作是顺其自然的。这种观点使人们将住房质量上的差异合理化，以证明如此众多的美国人生活在不卫生、不安全、不稳定的住房条件下是无可指责的。

　　我们还发现，人们根据成本节节上升来看待住房支付能力——就像一辆失控的列车，朝着无法避免的危险不断加速。这导致对经济承受能力持一种宿命论的观点：如果住房成本失控，并注定节节攀升，那么经济承受能力不断提高就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经适房几乎变成可笑的、毫无价值的刻板政策考量，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其他可以实际解决的社会问题。（未完待续）

　　摩诘译，译自https://ssir.org/articles/entry/creating_affordable_housing_opportunities_means_talking_equity